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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第2期

能源经济与气候政策
经济承压背景下中国能源经济预测与展望
郝宇, 巴宁, 盖志强, 晏国耀
2020, 22(2): 1-9.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7302
摘要:
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中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以此为背景阐述能源经济发展现状,分析重点行业发展前景,通过不同情景下的预测分析,探讨经济承压背景下中国能源经济发展的路径与趋势。根据预测结果,经济承压对各行业的能源消费量存在普遍影响,尤其是煤炭、黑色金属冶炼和汽车行业的能源消费量在未来一段时间将呈下降趋势;在基准情形下,预计到2030年,中国GDP将达到171.97万亿元(2018年不变价水平),能源消费总量约57.09亿吨标准煤,煤炭消费占比将不断下降,清洁能源占比预计达到41.7%。根据预测结果,有针对性地在能源消费结构、能源效率和能源合作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2020年中国碳市场回顾与展望
王科, 刘永艳
2020, 22(2): 10-19.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7418
摘要:
截至2019年,全球已经投入运行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覆盖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约8%,未来全球碳市场的规模有望进一步扩大。2017年底,中国启动了纳入发电行业的全国碳市场,未来正式开启交易后预计年配额将达到30多亿吨CO2,成为超越欧盟的全球第一大碳市场。2018—2019年,中国碳市场主要进行基础能力建设工作,七个试点碳市场仍在继续运行,未来将逐步向全国碳市场过渡。截至2019年底,七个试点共完成线上配额交易量1.8亿吨,实现交易额41.3亿元,其中湖北碳市场成交总量和成交总额最高,北京碳市场成交均价最高,北京、上海、湖北、广东和深圳碳市场表现较为活跃,天津和重庆碳市场表现相对低迷。预计2020年后,全国碳市场将迎来发电行业首单配额交易,“十四五”期间逐步纳入其他高耗能行业。当前中国已经实现了2020年的碳强度在2005年的基础上降低40%~45%的减排目标,未来全国碳市场的顺利运行将对中国低成本实现碳排放在2030年前尽早达峰发挥积极作用。
2020年光伏及风电产业前景预测与展望
吕鑫, 祁雨霏, 董馨阳, 赵紫怡, 董维佳
2020, 22(2): 20-25.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7393
摘要:
通过回顾2019年光伏及风电产业链发展情况及分析2020年影响产业发展的政策、需求、供给与技术创新等四方面因素,指出2020年光伏及风电产业景气度均呈向上趋势,平价上网与技术突破双重助力产业降本增效。光伏产业整合提速,技术迭代加速企业优胜劣汰,市场竞争格局日益稳定;陆上风电进入抢装周期,海上风电规模化发展,市场需求旺盛,但订单多向龙头企业聚集,强者恒强局面显现。
2020年国际原油价格分析与趋势预测
赵鲁涛, 孙陆一, 郑志益, 王岱嵩, 唐葆君
2020, 22(2): 26-30.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7327
摘要:
2019年国际原油价格在以小幅增长开局后,受供过于求基本面影响冲高回落,于中低位持续震荡。展望2020年,从基本面和非基本面着手,分析全球经济、供需、美元、黄金、市场投机和地缘政治等因素未来动向,对2020年国际原油价格走势进行整体展望和预测。预计2020年Brent、WTI两市价差明显,国际原油全年均价将不会出现大幅增长,日常运行将延续震荡态势,对Brent、WTI原油均价预测结果为61~71美元/桶和53~63美元/桶。
环境污染对居民的政府信任和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
王晓红, 胡士磊, 张奔
2020, 22(2): 31-40.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2509
摘要:
环境污染对居民健康的负面影响已被诸多研究所证实,然而环境污染侵害的远不止公众健康。利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系统考察居民感知的居住地环境污染状况对居民的政府信任度和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主要研究结果显示:居民感知的居住地环境污染严重程度损害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度,但不会抑制居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居民感知的居住地不同环境污染状况对中央和地方政府信任度的影响存在差异,居民感知的空气污染严重程度对中央政府信任的影响比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更大,而居民感知的水污染严重程度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比对中央政府信任的影响更大,这主要源于居民对中央和地方政府不同环境治理责任的不同判定。环境污染状况对不同区域和居住地居民的政府信任度的影响存在差异,空气污染损害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主要表现在东部地区、城市地区,而水污染损害居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在东、中、西部地区,城市和农村地区均有表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有助于增强其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信任,而互联网使用强度的增大降低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也会抑制居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因此,环境污染治理关系到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和社会稳定,各级政府应下大力气进行环境污染治理,建立公正透明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并强化对民众感受的调查研究,以增强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和政治参与。
新媒体影响力对雾霾风险感知的作用机制
王晓楠, 周林意
2020, 22(2): 41-49.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3290
摘要:
基于“2017年中国城市化与新移民调查”随机调查数据,通过已有文献构建新媒体影响力和雾霾风险感知指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并探索新媒体影响力对雾霾风险感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提高新媒体影响力,能有效降低雾霾风险感知,而政府环保评价起着显著的中介效应的作用;并且新媒体影响力可划分为官方媒体影响力和非官方媒体影响力;官方媒体影响力不仅直接影响雾霾风险感知,而且通过政府环保评价间接对其产生影响;而非官方媒体影响力仅通过政府环保评价对雾霾风险感知产生间接影响。因此,媒体融合时代下,提升公众对官方媒体使用频率,拓宽官方媒体信息发布喋道,完善公开透明的信任机制,同时加强对非官方媒体的信息监督和信息反馈机制,完善政府风险沟通机制,对现阶段中国环境风险的源头治理具有现实意义。
经济与管理
价格随机条件下的闭环供应链应急数量弹性契约
刘崇光, 刘浪
2020, 22(2): 50-59.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7955
摘要:
在突发事件引起价格随机的条件下,采用数量弹性契约协调二级闭环供应链。针对价格稳定和价格随机两种市场情形,提出一种新的回收数量函数。认为回收数量应该受回收价格和期望销售量影响,而不是受回收价格和市场需求共同影响。根据新的回收数量函数建立应急数量弹性契约模型,探究闭环供应链协调的约束条件,得到废旧品最优回收价格和最优订货策略,对模型进行算例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采用新的回收数量函数时闭环供应链拥有更高的最优订货量。当市场需求规模不断扩大时,期望需求量与期望销售量之间的差异也不断扩大,此时若以期望需求量为基础度量回收数量将会高估废旧品的真实回收数量,新的回收数量函数以期望销售量作为度量基础,能够有效克服这种缺陷。价格稳定和价格随机的突发事件下,基准数量弹性契约不能协调闭环供应链,若对批发价做出适当调整,闭环供应链能够恢复协调。
基于五大发展理念的人才发展环境动态评价实证研究——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例
李旭辉, 夏万军
2020, 22(2): 60-69.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6412
摘要:
基于五大发展理念的人才发展环境动态评价体系构建对引导政府按照“五大发展理念”要求推进人才工作具有重要价值。以五大发展理念作为人才工作的基本遵循为切入点,从创新环境、绿色环境、开放环境、协调环境和共享环境准则层构建包含10个一级指标和29个二级指标的人才发展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应用基于二次加权的“纵横向”拉开档次动态评价方法,对2011—2015年合肥、芜湖、蚌埠三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人才发展环境进行动态评价,对其人才发展环境的变化进行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人才环境发展不平衡,彼此间差异明显,并且影响每个示范区人才环境的因素各异。因此,政府部门要因地制宜制定相关优化政策,缩小各示范区之间的差距,推进其均衡协调发展。
制度质量、人口结构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郑展鹏, 岳帅
2020, 22(2): 70-78.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2220
摘要:
在美国逆经济全球化贸易政策和中国传统比较优势不断削弱的背景下,提升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显得尤为紧迫。在阐述制度质量、人口结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利用省际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制度质量、人口结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制度质量改善通过减弱经济主体生产经营高技术复杂度产品的道德风险及不确定性,降低经济主体的交易成本,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体而言,制度环境中地区腐败通过提高经济主体遭遇“敲竹杠”行为的风险,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良好的经济制度环境及法律制度环境显著地促进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人口质量结构通过增强吸收先进技术的能力,进而提高自主创新水平,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人口数量结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不显著。
所有制结构、市场化水平与产业政策分散性
席建成, 孙早, 韩雍
2020, 22(2): 79-89.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3271
摘要:
产业政策分散性描述了产业政策的实施方式,如果一项产业政策使部门中的多数企业受益,则认为该产业政策具有较强的分散性。产业政策分散性的增强促进了企业之间竞争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以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的数据为样本,运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方法,从经验层面检验了所有制结构对产业政策分散性的影响,以及不同市场化水平下,所有制结构对产业政策分散性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国有资本占比的提高,通过“身份效应”和“寻租效应”降低了产业政策分散性。给定产业的所有制结构,市场化改革有助于降低国有资本占比对产业政策分散性的负面效应。
中国农村居民信息消费增长与信息消费平等的福利效应——基于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的福利测评
丁志帆, 孙根紧
2020, 22(2): 90-99.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6523
摘要:
长期以来中国的信息消费政策聚焦于促进信息消费增长,而忽视了不同群体之间信息消费不平等程度的改善。基于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构建福利效应测度模型,运用1993—2016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数据,从增长与平等双重视阈测算并比较全国和地区层面信息消费增长与信息消费平等的福利效应。研究发现:(1)信息消费增长与信息消费平等均具有显著的福利效应。在合理的参数取值下,扩大消费信息规模相当于每年补贴农村居民16.21%~285.23%的信息产品或服务,而实现信息消费的绝对平等也相当于每年补贴农村居民7.83%~294.02%的消费产品或服务;(2)缩小数字鸿沟是提升农村居民福利不容忽视的新视阈。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区层面,大多数情况下信息消费平等的福利效应在可能的参数取值范围内超过信息消费增长的福利效应,代表性农村居民信息消费增长的福利效应仅为信息消费平等的福利效应的1/3;(3)信息消费增长与信息消费平等的福利效应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性。因此,在“互联网+”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信息消费政策应对增长与平等比量齐观,且因地制宜、因城施策,以实现中国农民居民信息消费的充分发展与平衡发展。
高管权力、薪酬操控与债权人利益——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杨彦龙
2020, 22(2): 100-106.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6576
摘要:
人力资本是现代企业的关键资源,薪酬制度是发挥人力资本优势的主要激励手段。然而,薪酬制度往往会受到企业高管操控,对债权人利益造成负向影响。通过抽样选择,对2 209家进行联贷的上市公司研究发现:(1)当高级管理人员拥有较大决策权时,公司决策更易表现出独裁性特点,难以体现集体决策的多元化优势,经理人容易操控与自身相关的薪酬制度。(2)经理人权力可能提高决策失误率,引发企业绩效不稳定,导致企业信用评级走低,长期债务比例更高,而债权人也将要求公司提供更高的风险溢酬。(3)企业决定举债期限系以避免遭受破产清算危机为主要考量因素。
考虑企业社会责任的绿色供应链优化决策
桑圣举, 张强
2020, 22(2): 107-116.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6877
摘要:
在零售商关注消费者剩余的视角下,研究绿色供应链的产品优化策略。在三种不同渠道权力结构下,构建了零售商具有企业社会责任时的绿色供应链模型,给出了各模型下最优均衡策略,并对其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表明:无论哪种渠道权力结构,零售商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均在降低产品零售价格的同时,提高了产品的绿色度水平、批发价格以及产品的市场需求量,并对不同渠道权力结构下各最优均衡策略的优劣排序有重要影响。当零售商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时,零售商的净利润会降低,而零售商的总利润、制造商的利润、供应链系统的利润以及消费者剩余会增加。
法学理论研究
论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制度的互动和衔接——从制度逻辑和构造建议的角度
吴满昌, 程飞鸿
2020, 22(2): 117-124.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2049
摘要:
如何将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等环境治理工具进行互动与衔接是未来环境治理制度改革的关键。两种制度在现时的环境下都存在各自的问题及相应的变革路径。两种不同的变革路径却有着共同的价值需求,即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的衔接与互动。在衔接的过程中存在的最大的争议就是维持或简化环境影响评价审批,这种衔接思路的差异制造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制度逻辑:一种以维持环评审批为核心,另一种以简化环评审批为核心。就中国目前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改革方向而言,简化环评审批似乎已是不可阻挡之潮流。是否应当以简化环评审批、强调排污许可为目标进行两种制度的衔接。简化环评审批并不等同于弱化环评制度;在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的衔接构造上,应当遵循的思路:在宏观上,以效益最大化统领全局;在具体操作上,秉持“在简化环境影响评价的大环境中,寻找强化的契机;以排污许可为核心的进程中,夯实衔接的构造”的理念。
论大规模侵权事件中的纯粹精神损害
李雯静
2020, 22(2): 125-133.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2413
摘要:
大规模侵权事件中,加害人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将受害群体的生命或身体健康置于危险状态之中导致其罹患重大疾病的风险显著增加,受害群体的人格利益受到侵害并由此产生了严重的精神痛苦,即使其尚未受到有形性身体损害或人身伤害,其所产生的严重精神痛苦作为一种纯粹精神损害具有法律上的可赔偿性。美国法上,法院逐渐突破精神损害作为人身损害附属品的传统思路,在一定条件下将纯粹精神损害纳入赔偿范围;日本法上,通说认为纯粹精神损害是平稳生活权这一精神性人格权益受到侵害的结果,应当以“社会合理性”为标准对受害群体的严重精神损害进行事实推定。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在中国法解释学框架内,大规模侵权事件中的纯粹精神损害赔偿具有现实上的可操作性。
《巴黎协定》减排承诺下不遵约情事程序研究
杨博文
2020, 22(2): 134-141.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3374
摘要:
在全球气候治理的新形势下,《巴黎协定》第15条提出将建立一个能够让各国遵守减排承诺的遵约机制。这种遵约机制建立的核心是对没有履行减排承诺的缔约国制定不遵约情事程序。减排承诺下的不遵约情事程序是一种促进性的、不以惩罚性为主的遵约保障程序,各缔约方就该程序的制定尚未能达成一致。在处理不遵约情事程序和条约强制性要素的关系、不遵约情事如何体现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以及其与透明度规则、全球盘点机制的关系等方面困境重重。为构建一个遵约实效和减排计划相匹配的程序规则,应当以独立性遵约委员会为监管主体,结合国家减排能力,明确不遵约的各种情事边界和执行措施。制定包含资金、技术支持的援助性条款,同时对恶意逃避遵约等情况也制定谴责、中止相关权利等条款。不遵约情事程序仍然会以鼓励遵约为主,以期对各缔约方履行减排承诺和遵守遵约目标进行保障。
效力瑕疵执行和解协议制度的实然缺憾与应然选择——以《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6条为中心
刘小砚
2020, 22(2): 142-150.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1494
摘要:
中国当前的效力瑕疵执行和解协议制度,存在权利救济情形过少、权利行使主体单一、权利行使方式不当的现实困境。这一困境是基于立法者忽视执行和解协议天生具备的私法属性,采取债权人中心主义与效率价值优先理念违背了利益衡量理念和多元价值衡平思维。为完善效力瑕疵执行和解协议制度,在理念上,应以比例原则与效率与公正衡平原则指导制度安排和司法适用。在具体规则上,应修正将执行和解协议与民事合同完全等同的制度设计:在权利救济情形层面,划定除显失公平外的所有实体法效力瑕疵为权利救济情形;在权利行使主体层面,根据实体法效力瑕疵类型重新界分权利行使主体;在权利行使方式层面,增设执行完毕后当事人权利实现的诉讼程序。
论全球气候治理中城市的角色转型——兼论中国困境与出路
冯帅
2020, 22(2): 151-160.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1444
摘要:
从全球气候治理的1.0时期、2.0时期到3.0时期,城市逐渐实现了从“幕后参与者”到“共同引领者”的角色转型。这一转型既得益于全球治理理论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延伸,更受惠于城市外交理论的推动和全球气候治理中“集体行动的困境”之驱使。就目前来看,中国城市的这一“共同引领者”角色还无法完全体现出来——不仅在隐性的“南北分割”的权力结构和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治理分歧中,面临着对外发展的困境;而且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气候治理行动的“单向”型构造及城市的“经济发展”和“治理责任”的两难抉择中,面临着对内优化的瓶颈。针对这些问题,中国可以采取“两条干路+六条支路”的“两轨并行”式路径来寻求合理的应对之策。国家可以在寻求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身份认同之时,进一步完善国内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和立法,并赋予城市以一定的自主性;而城市也可以在深化城市气候外交,加强与国家的“双向”型气候治理互动的同时,推动“韧性城市”的长效发展。
文学·历史·哲学
论强纲领中的因果性模型问题
文轩, 王伯鲁
2020, 22(2): 161-165.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3255
摘要:
布鲁尔强纲领中所反对的目的论模型来源于巴恩斯提出的目的论模式,他们都拒绝将科学的发展看作真理进化过程,认为作为一种信念的科学知识应当纳入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布鲁尔进一步提出了与目的论模型相对立的因果性模型,并构建出科学知识社会学应当遵守的四条“强纲领”,力图促使知识社会学成为一门普遍性的学科。布鲁尔声称强纲领的因果性模型与目的论模型是两种相互排斥的形而上学立场,但实际上因果性模型与目的论模型并不完全排斥,甚至还有所交融;同时,他关于因果性模型的论证与辩护也存在诸多问题,是一种不彻底的“强纲领”。
论观心与感通——哲学感通论发微
杨虎
2020, 22(2): 166-172.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3336
摘要:
感通是中国哲学中用以表示人、物、理、事等发生某种勾连活动及其呈现状态的观念。感通论贯穿于儒家哲学主线之中,儒家心性论的主流思路揭明了感通之于心性开显的意义,即感通是心性本体的自身开显机制。感通中,观“心”即“无心”,“见”(现)天地万物之因缘整体无碍;观一心即万心,人心皆有其本源情感显现之根源,不待而与他心相即,观这“人间世”的一切境界皆“在感通之中”,见人我、物己无碍;从而,在存在观法上为个体奠立积极的生活姿态。生活相续而感通不已,观心切转的发生契机必就任一心念而言,并在实际的感通历程中具体实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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