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 第23卷 第1期
2021, 23(1): 1-11.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1957
摘要:
基于深圳、湖北、广东、北京、上海五个碳市场的交易数据，综合考虑各碳市场的纵向压力情况和横向相关性，构建日度中国碳市场压力指数（CCMSI），以反映中国碳市场总体风险表现，且将CCMSI与中国制造业PMI相结合，利用门限向量自回归（TVAR）模型对CCMSI的门限值和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2015年4月—2019年7月，中国碳市场高压力时期主要出现在2015年和2016年的履约期前后以及2016年制造业运行相对不景气的时期。而进入2017年后则均处于低压力时期，说明中国碳市场的运行逐渐趋于稳定。进一步分析各区域碳市场压力指数之间的相关性和格兰杰因果关系后发现，北京、上海、广东三个碳市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和一定的联动性，一方面表明，这三个碳市场之间存在一定的传染风险，应加强监管；另一方面也表明，这三个市场之间可能存在建立统一碳市场的基础。
基于深圳、湖北、广东、北京、上海五个碳市场的交易数据，综合考虑各碳市场的纵向压力情况和横向相关性，构建日度中国碳市场压力指数（CCMSI），以反映中国碳市场总体风险表现，且将CCMSI与中国制造业PMI相结合，利用门限向量自回归（TVAR）模型对CCMSI的门限值和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2015年4月—2019年7月，中国碳市场高压力时期主要出现在2015年和2016年的履约期前后以及2016年制造业运行相对不景气的时期。而进入2017年后则均处于低压力时期，说明中国碳市场的运行逐渐趋于稳定。进一步分析各区域碳市场压力指数之间的相关性和格兰杰因果关系后发现，北京、上海、广东三个碳市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和一定的联动性，一方面表明，这三个碳市场之间存在一定的传染风险，应加强监管；另一方面也表明，这三个市场之间可能存在建立统一碳市场的基础。
2021, 23(1): 12-27.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3593
摘要:
探讨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与雾霾治理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有助于为优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新思路。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公共服务供给和环境污染的内生增长模型，在内生增长的框架下分析公共服务供给影响环境污染的传导路径。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2005—2016年中国281个地级市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公共服务供给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并检验影响差异及传导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公共服务供给能够显著降低城市雾霾污染，可以将其作为有效降低空气污染的手段之一；（2）中等以上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高对雾霾污染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随着城市规模扩大，公共服务供给的雾霾治理效应不断增强；（3）基础类公共服务与民生类公共服务均对雾霾污染产生一定负向影响，前者对雾霾污染的改进作用大于后者；（4）公共服务供给的雾霾治理效果存在一定的地区与时期差异性；（5）公共服务供给通过技术进步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收入规模效应影响城市雾霾污染。其中，公共服务供给一方面能够通过提升技术进步和收入水平对雾霾污染起到抑制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工业比重加剧雾霾污染。研究拓展了公共服务供给和环境治理的相关理论，为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决策以及城市绿色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探讨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与雾霾治理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有助于为优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新思路。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公共服务供给和环境污染的内生增长模型，在内生增长的框架下分析公共服务供给影响环境污染的传导路径。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2005—2016年中国281个地级市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公共服务供给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并检验影响差异及传导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公共服务供给能够显著降低城市雾霾污染，可以将其作为有效降低空气污染的手段之一；（2）中等以上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高对雾霾污染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随着城市规模扩大，公共服务供给的雾霾治理效应不断增强；（3）基础类公共服务与民生类公共服务均对雾霾污染产生一定负向影响，前者对雾霾污染的改进作用大于后者；（4）公共服务供给的雾霾治理效果存在一定的地区与时期差异性；（5）公共服务供给通过技术进步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收入规模效应影响城市雾霾污染。其中，公共服务供给一方面能够通过提升技术进步和收入水平对雾霾污染起到抑制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工业比重加剧雾霾污染。研究拓展了公共服务供给和环境治理的相关理论，为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决策以及城市绿色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2021, 23(1): 28-40.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4972
摘要:
随着中国碳交易体系日益完善，有必要系统性分析中国试点碳市场与能源市场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基于溢出指数模型，使用2014年4月4日—2019年6月28日的周度波动率，刻画中国碳市场与能源市场之间的静态波动溢出指数和时变的波动溢出指数。结果表明：中国碳市场与能源市场之间存在双向的溢出效应，不同区域碳市场与能源市场间溢出效应的特征、净溢出关系存在差异。通过滚动宽口方法计算的溢出指数呈现出明显的时变特征，市场间的总溢出水平主要在能源市场震荡期内呈现显著上升趋势。总体来看，在能源市场震荡时期中国碳市场接收到的风险溢出效应显著高于其他时期，但中国不同试点碳市场在相应时期受能源市场的波动影响程度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性。据此认为，下一步应加快形成中国碳市场与能源市场间内在稳定的价格机制，完善中国碳市场自身风险监测和预警机制，构建统一碳市场交易体系的同时，综合考量并有效协调各地区差异以促进碳交易体系稳定运行。
随着中国碳交易体系日益完善，有必要系统性分析中国试点碳市场与能源市场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基于溢出指数模型，使用2014年4月4日—2019年6月28日的周度波动率，刻画中国碳市场与能源市场之间的静态波动溢出指数和时变的波动溢出指数。结果表明：中国碳市场与能源市场之间存在双向的溢出效应，不同区域碳市场与能源市场间溢出效应的特征、净溢出关系存在差异。通过滚动宽口方法计算的溢出指数呈现出明显的时变特征，市场间的总溢出水平主要在能源市场震荡期内呈现显著上升趋势。总体来看，在能源市场震荡时期中国碳市场接收到的风险溢出效应显著高于其他时期，但中国不同试点碳市场在相应时期受能源市场的波动影响程度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性。据此认为，下一步应加快形成中国碳市场与能源市场间内在稳定的价格机制，完善中国碳市场自身风险监测和预警机制，构建统一碳市场交易体系的同时，综合考量并有效协调各地区差异以促进碳交易体系稳定运行。
2021, 23(1): 41-52.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4671
摘要:
石化项目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着很多风险，这些风险会影响项目的绩效。基于业主的视角，针对大型石化项目，突破过去常用的工期、成本、质量测量项目绩效的铁三角，将其扩展到工期、成本、质量、安全和环境五个维度，同时将风险管理分为风险管理承诺、组织风险文化、风险识别能力、风险分析能力、风险管理标准化。结合中国大型石化项目的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研究大型石化项目的风险管理能力与大型石化项目绩效的关系，并分析大型石化项目的技术复杂度与组织复杂度对大型石化项目风险管理与大型石化项目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大型石化项目风险管理可提高大型石化项目绩效；同时，技术复杂度和组织复杂度越高，风险管理对项目绩效的促进作用会越显著。
石化项目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着很多风险，这些风险会影响项目的绩效。基于业主的视角，针对大型石化项目，突破过去常用的工期、成本、质量测量项目绩效的铁三角，将其扩展到工期、成本、质量、安全和环境五个维度，同时将风险管理分为风险管理承诺、组织风险文化、风险识别能力、风险分析能力、风险管理标准化。结合中国大型石化项目的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研究大型石化项目的风险管理能力与大型石化项目绩效的关系，并分析大型石化项目的技术复杂度与组织复杂度对大型石化项目风险管理与大型石化项目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大型石化项目风险管理可提高大型石化项目绩效；同时，技术复杂度和组织复杂度越高，风险管理对项目绩效的促进作用会越显著。
2021, 23(1): 53-66.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3587
摘要:
并购是改善资源配置、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并购的关系有助于充分理解并购在经济建设中发挥的作用。以2011—2016年上市公司并购事件为研究样本，深入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并购的长期绩效产生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强的时期，主并方并购后的长期市场反应越不理想，显著为负；机制检验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强，并购双方越倾向于不签订业绩承诺，进而带来并购长期市场反应的降低；调节效应分析发现，管理层持股会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并购长期市场反应的消极影响，而融资约束会加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并购长期市场反应的消极影响。研究结论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影响长期并购绩效的重要因素，如何选择合理的并购交易时机、设计有效的业绩承诺，对于发挥并购重组在资源整合中的重要作用、持续优化市场经济结构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并购是改善资源配置、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并购的关系有助于充分理解并购在经济建设中发挥的作用。以2011—2016年上市公司并购事件为研究样本，深入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并购的长期绩效产生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强的时期，主并方并购后的长期市场反应越不理想，显著为负；机制检验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强，并购双方越倾向于不签订业绩承诺，进而带来并购长期市场反应的降低；调节效应分析发现，管理层持股会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并购长期市场反应的消极影响，而融资约束会加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并购长期市场反应的消极影响。研究结论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影响长期并购绩效的重要因素，如何选择合理的并购交易时机、设计有效的业绩承诺，对于发挥并购重组在资源整合中的重要作用、持续优化市场经济结构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2021, 23(1): 67-78.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2604
摘要:
基于2005—2017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市场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与影响路径。研究表明，市场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市场化通过显著改善劳动力市场要素扭曲程度和资本市场要素扭曲程度的作用路径提高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地理区位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市场化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地理区位异质性。为克服市场化内生性问题，进一步依据2015年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批复政策事件，运用双重倍差法（Differences-In-Differences，DID）分析并检验了市场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显著促进作用这一结论的稳健性。
基于2005—2017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市场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与影响路径。研究表明，市场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市场化通过显著改善劳动力市场要素扭曲程度和资本市场要素扭曲程度的作用路径提高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地理区位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市场化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地理区位异质性。为克服市场化内生性问题，进一步依据2015年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批复政策事件，运用双重倍差法（Differences-In-Differences，DID）分析并检验了市场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显著促进作用这一结论的稳健性。
2021, 23(1): 79-88.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3230
摘要:
交通拥堵已成为城市居民普遍头痛的难题，是制约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从国内外实践来看，机动车限行政策成为普遍公认的重要举措，但对于其能否有效缓解交通拥堵一直存在争议。为能够科学评估限行政策的实施效果，以西安市为例，选取2016年11月1日—2019年12月31日工作日的时间序列数据，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交通限行政策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成效。研究发现：（1）限行政策实施可有效缓解交通拥堵，但随着限行政策实施周期的延长，政策效果呈逐渐减弱趋势；（2）与双尾号限行相比，单双号限行政策缓解交通拥堵效果更加明显；（3）与晚高峰相比，受基本交通需求之外的派生需求影响，限行政策在早高峰缓解交通拥堵的效果更为明显。
交通拥堵已成为城市居民普遍头痛的难题，是制约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从国内外实践来看，机动车限行政策成为普遍公认的重要举措，但对于其能否有效缓解交通拥堵一直存在争议。为能够科学评估限行政策的实施效果，以西安市为例，选取2016年11月1日—2019年12月31日工作日的时间序列数据，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交通限行政策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成效。研究发现：（1）限行政策实施可有效缓解交通拥堵，但随着限行政策实施周期的延长，政策效果呈逐渐减弱趋势；（2）与双尾号限行相比，单双号限行政策缓解交通拥堵效果更加明显；（3）与晚高峰相比，受基本交通需求之外的派生需求影响，限行政策在早高峰缓解交通拥堵的效果更为明显。
2021, 23(1): 89-98.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4085
摘要:
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制造业空间集聚程度不断深化，深刻影响了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格局。基于“规模效应”与“拥挤效应”的视角，运用2003—2016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空间集聚影响制造业出口的影响效应与影响方向、行业与地区异质性进行了分析与验证，研究结果表明：（1）空间集聚对于制造业出口的影响取决于“规模效应”与“拥挤效应”之间的权衡，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2）空间集聚程度的不断加深不仅能够扩大出口规模，同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优化制造业出口结构。（3）空间集聚对制造业出口影响的“拥挤效应”已经开始显现，且“拥挤效应”在东部地区最为明显。
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制造业空间集聚程度不断深化，深刻影响了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格局。基于“规模效应”与“拥挤效应”的视角，运用2003—2016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空间集聚影响制造业出口的影响效应与影响方向、行业与地区异质性进行了分析与验证，研究结果表明：（1）空间集聚对于制造业出口的影响取决于“规模效应”与“拥挤效应”之间的权衡，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2）空间集聚程度的不断加深不仅能够扩大出口规模，同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优化制造业出口结构。（3）空间集聚对制造业出口影响的“拥挤效应”已经开始显现，且“拥挤效应”在东部地区最为明显。
2021, 23(1): 99-105.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2380
摘要:
新时代乡村文化治理亟需安排一个创新机制，以勾连三大纵横治理逻辑，破解乡村文化治理的悬浮化困境。在乡村调研基础上，根据控制权理论提出控制权共享制作为勾连三大纵横治理逻辑的创新机制，通过一个整合性理论框架和多案例比较分析解读控制权共享制，并总结其规律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控制权共享制，是由乡镇政府让渡部分乡村文化控制权给文化能人、新乡贤等控制权代理人，由乡镇政府与控制权代理人共享乡村文化控制权力的创新机制。（2）整合性理论框架分析显示，控制权共享制产生的根源是乡村文化治理的扁平化结构，其形成了“乡镇政府+控制权代理人”的形式，纵向勾通行政发包制、项目制和乡村社会的联系，横向连接各类功能性组织以形成乡村文化治理分类控制体系，且在乡村实践中具有四种外在形式。（3）多案例比较分析显示，控制权共享制有利于破解乡村文化悬浮化困境，其内在特征呈现“中心—外围”规律，但存在共享深度不够、合法性存疑的问题。（4）从扩大共享深度、提高规范性两方面提出了保障对策。
新时代乡村文化治理亟需安排一个创新机制，以勾连三大纵横治理逻辑，破解乡村文化治理的悬浮化困境。在乡村调研基础上，根据控制权理论提出控制权共享制作为勾连三大纵横治理逻辑的创新机制，通过一个整合性理论框架和多案例比较分析解读控制权共享制，并总结其规律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控制权共享制，是由乡镇政府让渡部分乡村文化控制权给文化能人、新乡贤等控制权代理人，由乡镇政府与控制权代理人共享乡村文化控制权力的创新机制。（2）整合性理论框架分析显示，控制权共享制产生的根源是乡村文化治理的扁平化结构，其形成了“乡镇政府+控制权代理人”的形式，纵向勾通行政发包制、项目制和乡村社会的联系，横向连接各类功能性组织以形成乡村文化治理分类控制体系，且在乡村实践中具有四种外在形式。（3）多案例比较分析显示，控制权共享制有利于破解乡村文化悬浮化困境，其内在特征呈现“中心—外围”规律，但存在共享深度不够、合法性存疑的问题。（4）从扩大共享深度、提高规范性两方面提出了保障对策。
2021, 23(1): 106-116.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5346
摘要:
国防经济学在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涌现出许多著名的国防经济理论和国防专家，其核心思想也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演进。通过对国防经济学领域的代表性成果进行归纳和梳理，将国防经济学思想的演进历程分为战争经济学、初期国防经济学和当代国防经济学三个阶段。研究发现：在战争时期，战争经济学的核心思想表现为利用经济为战争胜利服务；在“冷战”时期，国防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如何优化配置国防资源；在和平与发展时期，其核心思想已经转变为实现国防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与相互促进。这说明，国防经济学从诞生时的战争导向思想开始，不断朝向以资源配置效益为主题的经济学轨道演进。正是由于国防与经济作为矛盾双方从对立走向统一的过程，才促进了国防经济学的不断发展。对于中国来说，应该根植于中国具体国情，辩证看待西方国防经济学的思想成果，将其用于中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历程中去，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防经济发展之路。
国防经济学在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涌现出许多著名的国防经济理论和国防专家，其核心思想也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演进。通过对国防经济学领域的代表性成果进行归纳和梳理，将国防经济学思想的演进历程分为战争经济学、初期国防经济学和当代国防经济学三个阶段。研究发现：在战争时期，战争经济学的核心思想表现为利用经济为战争胜利服务；在“冷战”时期，国防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如何优化配置国防资源；在和平与发展时期，其核心思想已经转变为实现国防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与相互促进。这说明，国防经济学从诞生时的战争导向思想开始，不断朝向以资源配置效益为主题的经济学轨道演进。正是由于国防与经济作为矛盾双方从对立走向统一的过程，才促进了国防经济学的不断发展。对于中国来说，应该根植于中国具体国情，辩证看待西方国防经济学的思想成果，将其用于中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历程中去，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防经济发展之路。
2021, 23(1): 117-126.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3014
摘要:
军民融合正处于由初级阶段向深度融合阶段过渡的关键时期。创新是推动军民融合发展、促进两用技术以及产业升级的重要手段。而政府补贴手段在军民融合创新活动中能否带来企业绩效的提高还有待验证。因此，有必要对军民融合上市公司的政府补贴、创新异质性以及企业发展之间关系展开研究，结果显示：（1）政府补贴对军民融合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有显著正向影响。（2）政府补贴在研究型创新活动中支持效果较好，而在开发型创新活动中则不显著。（3）在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方面，国有企业要好于民营企业；而在企业绩效方面则相反。（4）政府补贴对企业绩效影响从高到低传导渠道依次为：研究型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开发型创新投入。因此，通过体制机制改革、破除企业性质壁垒、提高成果转换率等方式提高政府补贴的影响效果，对促进中国军民融合创新发展至关重要。
军民融合正处于由初级阶段向深度融合阶段过渡的关键时期。创新是推动军民融合发展、促进两用技术以及产业升级的重要手段。而政府补贴手段在军民融合创新活动中能否带来企业绩效的提高还有待验证。因此，有必要对军民融合上市公司的政府补贴、创新异质性以及企业发展之间关系展开研究，结果显示：（1）政府补贴对军民融合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有显著正向影响。（2）政府补贴在研究型创新活动中支持效果较好，而在开发型创新活动中则不显著。（3）在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方面，国有企业要好于民营企业；而在企业绩效方面则相反。（4）政府补贴对企业绩效影响从高到低传导渠道依次为：研究型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开发型创新投入。因此，通过体制机制改革、破除企业性质壁垒、提高成果转换率等方式提高政府补贴的影响效果，对促进中国军民融合创新发展至关重要。
2021, 23(1): 127-136, 188.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5016
摘要:
公众的界定和识别是公众参与程序设置中首先应当解决的问题。中国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立法以“有关”和“可能受影响”来界定“公众”，公众的范围狭窄，具体的识别规则过于原则和单薄，不利于公众参与功能的实现。2019年施行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虽进一步明确了公众的范围，增加了“环境影响评价范围”的界定标准，但未有实质性突破，也未建立起系统的公众识别规则。对此，应当以“感兴趣”和“受影响”作为公众界定的核心要素，明确各类公众特别是邻近居民和特殊群体、不同类型的专家以及环保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在识别特定公众时应当以环境决策的质量和效率相统一为目标，针对公众参与的不同阶段吸纳不同的参与者，为自上而下的方法提供指引以限制裁量空间，为自下而上的方法提供便利以鼓励参与，并细化随机抽样、自我选择和选择代表等选择策略对最终参与者进行选择。
公众的界定和识别是公众参与程序设置中首先应当解决的问题。中国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立法以“有关”和“可能受影响”来界定“公众”，公众的范围狭窄，具体的识别规则过于原则和单薄，不利于公众参与功能的实现。2019年施行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虽进一步明确了公众的范围，增加了“环境影响评价范围”的界定标准，但未有实质性突破，也未建立起系统的公众识别规则。对此，应当以“感兴趣”和“受影响”作为公众界定的核心要素，明确各类公众特别是邻近居民和特殊群体、不同类型的专家以及环保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在识别特定公众时应当以环境决策的质量和效率相统一为目标，针对公众参与的不同阶段吸纳不同的参与者，为自上而下的方法提供指引以限制裁量空间，为自下而上的方法提供便利以鼓励参与，并细化随机抽样、自我选择和选择代表等选择策略对最终参与者进行选择。
2021, 23(1): 137-149.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2275
摘要:
环境健康事件呈量级增长给环境法律制度的价值选择与变革带来巨大影响。构建环境健康法律制度体系推进环境保护工作从环境管理转向健康管理，防治环境污染引发的公众健康损害，已成为环境法治的重要任务。环境法具体制度的实施须以环境标准的有效适用作为检验标准，如征收超标排污费、环境监测等，没有标准作为准则的制度定然会走向制度的异化。现行环境标准暴露的问题包括环境标准的技术依据与科学理性脱节、环境标准的规制范围与实际需求错位、环境标准的安全限值无法匹配健康阈值、环境标准程序设计无法与公众参与有效衔接等四个方面。基于风险社会理论探析聚集性、弥散性两种环境健康风险规制样态，应当寻求“环境健康风险”下环境法治的逻辑，遵循“健康风险”导向下“基于科学”和“基于民主”的两种维度，探究健康本位、科学合理、权力权利衡平三重弥合的环境标准制度：以“健康+生态基准”的体系模式推动环境标准之技术支撑、以“成本收益分析+健康界限”的双重嵌入保障环境标准可行性、以“权力与权利的衡平”实现环境标准的科学规范、以“回应机制”力求环境标准的可接受性。
环境健康事件呈量级增长给环境法律制度的价值选择与变革带来巨大影响。构建环境健康法律制度体系推进环境保护工作从环境管理转向健康管理，防治环境污染引发的公众健康损害，已成为环境法治的重要任务。环境法具体制度的实施须以环境标准的有效适用作为检验标准，如征收超标排污费、环境监测等，没有标准作为准则的制度定然会走向制度的异化。现行环境标准暴露的问题包括环境标准的技术依据与科学理性脱节、环境标准的规制范围与实际需求错位、环境标准的安全限值无法匹配健康阈值、环境标准程序设计无法与公众参与有效衔接等四个方面。基于风险社会理论探析聚集性、弥散性两种环境健康风险规制样态，应当寻求“环境健康风险”下环境法治的逻辑，遵循“健康风险”导向下“基于科学”和“基于民主”的两种维度，探究健康本位、科学合理、权力权利衡平三重弥合的环境标准制度：以“健康+生态基准”的体系模式推动环境标准之技术支撑、以“成本收益分析+健康界限”的双重嵌入保障环境标准可行性、以“权力与权利的衡平”实现环境标准的科学规范、以“回应机制”力求环境标准的可接受性。
2021, 23(1): 150-161.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3107
摘要:
由于能源行业存在市场竞争与自然垄断的天然矛盾，能源产品呈现出公私兼具的法律属性，能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应采取市场—政府的混合模式，且市场机制须占据主导地位。能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由基本原则、影响要素和具体规则组成。其中，基本原则包含市场主导原则、调控法定原则、合理规制原则、能源正义原则；影响要素包含稀缺性程度要素、供求关系要素、生产成本要素、环境损害程度要素和公共服务要素。具体规则主要围绕能源产品定价权规则和配套机制展开，前者是能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核心内容，解决定价权配置和定价权行使两个问题；后者则发挥辅助性作用，根据功能不同又分为建构性配套机制和补阙型配套机制。在现代能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体系中，各项原则、要素、规则之间分工协作、各有侧重，从而实现经济效用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平衡，共同服务于推进能源产品合理配置的最终目标。
由于能源行业存在市场竞争与自然垄断的天然矛盾，能源产品呈现出公私兼具的法律属性，能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应采取市场—政府的混合模式，且市场机制须占据主导地位。能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由基本原则、影响要素和具体规则组成。其中，基本原则包含市场主导原则、调控法定原则、合理规制原则、能源正义原则；影响要素包含稀缺性程度要素、供求关系要素、生产成本要素、环境损害程度要素和公共服务要素。具体规则主要围绕能源产品定价权规则和配套机制展开，前者是能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核心内容，解决定价权配置和定价权行使两个问题；后者则发挥辅助性作用，根据功能不同又分为建构性配套机制和补阙型配套机制。在现代能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体系中，各项原则、要素、规则之间分工协作、各有侧重，从而实现经济效用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平衡，共同服务于推进能源产品合理配置的最终目标。
2021, 23(1): 162-170.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3386
摘要:
美国联邦法院自20世纪末开始在专利案件中适用的权利要求妨害原则，植根于等同侵权中的全面覆盖原则，初衷是对等同原则的适用进行进一步限制，强调技术特征对专利权保护范围的限定作用。通过对美国联邦法院多个案例的分析，梳理权利要求妨害原则在美国的起源、定义、功能，归纳了权利要求妨害原则在美国联邦法院的适用。该原则在定义上难以自洽，在适用上没有统一的标准和逻辑，结果缺乏可预期性，发挥的功能不是对等同原则的限制而是彻底否定。权利要求妨害原则的中国法移植会打破字面侵权原则和等同原则共同构建的平衡，影响专利体系的安定性，使得专利侵权判定与字面侵权等义，不符合中国国情，亦不能服务于中国专利制度促进技术进步的制度目标。
美国联邦法院自20世纪末开始在专利案件中适用的权利要求妨害原则，植根于等同侵权中的全面覆盖原则，初衷是对等同原则的适用进行进一步限制，强调技术特征对专利权保护范围的限定作用。通过对美国联邦法院多个案例的分析，梳理权利要求妨害原则在美国的起源、定义、功能，归纳了权利要求妨害原则在美国联邦法院的适用。该原则在定义上难以自洽，在适用上没有统一的标准和逻辑，结果缺乏可预期性，发挥的功能不是对等同原则的限制而是彻底否定。权利要求妨害原则的中国法移植会打破字面侵权原则和等同原则共同构建的平衡，影响专利体系的安定性，使得专利侵权判定与字面侵权等义，不符合中国国情，亦不能服务于中国专利制度促进技术进步的制度目标。
2021, 23(1): 171-179.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2457
摘要: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优化配置高校科技创新资源提高投入产出效率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议题。采用DEA模型评价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5—2017年的高校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并对各省份2017年的产出不足量进行测算。结果表明，一些省份高校科技创新资源配置结构不合理；三大区域高校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从高到低依次是西部、中部和东部；西部和中部地区的总体技术效率与纯技术效率协同变动，东部地区的总体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协同变动；纯技术效率对总体技术效率起着关键作用。为提升中国高校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应从宏观层面完善政策体系建设；从中观层面加强社会资源整合；从微观层面优化高校内部分配。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优化配置高校科技创新资源提高投入产出效率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议题。采用DEA模型评价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5—2017年的高校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并对各省份2017年的产出不足量进行测算。结果表明，一些省份高校科技创新资源配置结构不合理；三大区域高校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从高到低依次是西部、中部和东部；西部和中部地区的总体技术效率与纯技术效率协同变动，东部地区的总体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协同变动；纯技术效率对总体技术效率起着关键作用。为提升中国高校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应从宏观层面完善政策体系建设；从中观层面加强社会资源整合；从微观层面优化高校内部分配。
2021, 23(1): 180-188.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2638
摘要:
价值规范遵循适当性逻辑，是内化于高校学术治理行动者的稳定动力。应然层面，高校学院学术治理价值以适当性逻辑为主导并指向遵守学术规律、维护学术道德、鼓励学术自由、强化学术胜任。然而，学院学术治理实践中行政惯性、多元主体人际互动的关系网络及人情文化传递过程诠释了治理价值失范的复杂图景：行政自上而下的价值同构，人情、科层倾轧学术理性，角色混叠与精英管治交错。回归学院学术治理价值规范，应调适学术治理的价值联动机制，消弭强人情弱学术的失范困境，监督管理者与学术精英的角色。
价值规范遵循适当性逻辑，是内化于高校学术治理行动者的稳定动力。应然层面，高校学院学术治理价值以适当性逻辑为主导并指向遵守学术规律、维护学术道德、鼓励学术自由、强化学术胜任。然而，学院学术治理实践中行政惯性、多元主体人际互动的关系网络及人情文化传递过程诠释了治理价值失范的复杂图景：行政自上而下的价值同构，人情、科层倾轧学术理性，角色混叠与精英管治交错。回归学院学术治理价值规范，应调适学术治理的价值联动机制，消弭强人情弱学术的失范困境，监督管理者与学术精英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