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中的“自媒体”翻译自英语“We Media”，但是它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词汇，该名词最初源于IT专栏作家丹·吉摩尔（Dan Gillmor）的一篇博客。丹·吉摩尔在自己的博客中提出journalism 3.0的概念来指称“博客”这样的工具。2003年美国新闻业研究所的“媒体中心”发布名为“We Media”的报告，该报告中频繁出现的是“参与式媒体”“社会化媒体”“协同媒体”等名称，而中国普遍采取“自媒体”这一翻译。

自媒体的兴起挑战了作为传统新闻的媒体角色，抖音、快手等短视频自媒体平台甚至颠覆了新闻的创作方式。作为目前网民中最为火爆的短视频自媒体平台，快手、抖音却并不进行内容生产，其本质为两个技术型企业，其最主要的任务是软件的研发。因此，在抖音、快手这类自媒体公司中，骨干核心人员并不是新闻生产者，而是计算机工程师。即便如此，就目前业界的反应而言，抖音、快手等自媒体的新闻生产是成功的。因为自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运行逻辑存在差异。自媒体激发的是社会生产的产能，人们今天所看到的自媒体的本质是组织性的非人的行动者，它的任务是组织别人生产而不进行自我生产。在抖音、快手这类自媒体机构中并不存在专门生产新闻的新闻人，但是其平台每天上传的短视频多达2 200万条，如此庞大的新闻产量是传统媒体望尘莫及的。以快手为例，其计算机工程师的规模大约为1 700人，公司总体规模为2 000人左右，因此，在除却计算机工程师的剩余300人当中，包括负责新闻把关的新闻部门、营销和公关部门以及公司的管理人员。而在如此庞大的计算机工程师数量面前，传统媒体与新媒体部门进行抗争，遇到的第一个困境就是技术人员的短缺。互联网作为一个一日千里、不断更新换代升级的技术，即使如湖南卫视这般财大气粗的省级卫视，能否在养活如抖音、快手这般大规模的技术人员的同时还要养活体制中的“老员工”，并在此基础上将技术开发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传统媒体在面对互联网的挑战中，亏损的局面已成定局，还如何进行耗损巨大的媒介技术的开发、升级与维护？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技术不断渗透新闻领域的当下。因而，资金的短缺成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竞争中遇到的第二个困境。因此，在人才、技术与资金方面，传统媒体早已无法与自媒体平台进行抗争。自媒体的本质乃信息化的运作手段，而传统媒体则是一种工业化的运作方式。在媒介对社会进行的结构性调整中，传统媒体仅是被媒介化的一个平台，它需要政府的帮助和扶持，而政府本身正通过媒介融合适应媒介化对自身的重构。由此，传统媒体早已没有互联网兴起之前的“骄傲姿态”，相对于完全不懂得新闻写作的网民或自媒体公众号而言，传统媒体只不过是人工智能平台上的白名单罢了。

尼克•库尔德利（Nicky Couldry）^[1]47曾强调，对于媒介的研究应该摆脱其传统的“中介性角色”的观点，着眼于强调是否存在“特定的行动场域”（fields of action）因为媒介的介入而展开或暂停行动。因此，中介化所构建的是特殊语境下的传播行为，而媒介化指的是一种长期的过程。尼克库尔德利为“媒介化”命名为“社会取向的媒介理论”（socially oriented media theory）。他认为，这一理论建基于媒介建构的并使之成立的社会过程^[2]7。其“社会取向的媒介理论”指的是：认真看待社会将其视为物质约束性和可能性的场所，认真看待媒介在社会建构中的作用^[2]28。媒介化研究学者Gianpietro Mazzoleni^[3]3047-3051尝试提出媒介化社会（mediatization of society）的概念，认为媒介化社会指代的是一种趋势，即当媒介逐渐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社会的运作都能觉察到当前的媒介逻辑所带来的影响与效力。媒介化是媒介逻辑的现实，为了更好地考察媒介逻辑，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媒介在社会中的角色，“媒介生产之中的系统性规则（systems of norms）即媒介逻辑所考察的研究领域。”^[4]48当下已经有不少学者在微观或中观层面对媒介化进行研究，Andre Jansson^[5]关注旅游的媒介化，认为“旅游”和“媒介消费”之间具有共同的媒介逻辑，这一逻辑作用于人类的日常生活。夏瓦^[6]134-137看到了游戏的媒介化，越来越多的产业包括玩具产业在内，变得依赖媒介产品的成果推广以及媒介行业整体的跌宕起伏，游戏和玩具已然与媒介交织在一起。Simon Cottle^[7]16认为，战时状态的新闻生产使得媒介报道成为一个既参与又互动的角色。黄旦^[8]考察了1903年的《苏报》，提出了“媒介以自身的逻辑形塑和改变政治”这一观点。由此，媒介不再是一种“被选择”的工具，而是拥有创建自身架构，存在于特定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中的结构性条件。一方面，媒介已经成为社会机构运行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媒介又将自身的一套逻辑嵌入到社会运行之中，使其他的机构或多或少都要遵从媒介的运行逻辑。

当下媒介融合正在各地方媒体不断深化和实践，从当下社会治理的层面而言，媒介融合的根本目的在于成为社会治理的手段和方法，将政府的管控职能媒介化。新媒体的运行逻辑是基于所有受众进行的新闻生产，即开放新闻生产的边界，而传统媒体的运行逻辑依然延续自主新闻生产，即构筑新闻生产的专业壁垒，因此，要将两种不同的新闻生产逻辑相结合以适应网络时代的媒介融合，则必然要破坏传统媒体传播的物质性。然而现在媒介融合面临着骑虎难下的局面，如果遵循新媒体运作的逻辑，那么传统媒体没有如此庞大的技术人员数量、丰厚的资金支持以及不断更新的技术设备，而如果放弃与新媒体的竞争，那么在信息生产的逻辑层面，传统媒体就会越来越被边缘化。媒介融合不能以资本、技术创新和盈利模式为自身的追求，而是要行使一种媒介化政府的职能。在此基础上，媒介融合的核心内容是各种服务性政府信息和数据以及各种网上政务，次核心内容是各种城市商业服务（组织），外围信息是市民生产的信息策划和相对专业的新闻生产，以此建立一个网络化的智能城市。建设这样的融媒体，条块分割的传统政府架构必须发生真正的变化，这些刚性信息和服务的获得必须依靠政府部门建立为传播服务的体制机制，并提供专门的信息和数据的汇总部门，并成为传播信息的话语部门。由此，媒介融合不仅是一种观念、现象抑或是行为，更是深水区的政府体制改革，是深刻地连接着社会的网络化、社会化的制度变革，是政府面对网络社会媒介化的重构而进行的政府体制改革。要建成这样的媒介融合平台，首先，需要有一个强势的部门，将政府各个职能部门中的信息进行汇聚，而这样的职能部门建设，在当下并没有成功的案例。其次，政府部门还需要大量的技术人员来对市民生活方方面面的数据进行收集。至此，政府才能与互联网发生真正的关联。与大数据和算法相关的政府架构，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基于数据人员的网络化分布，因此，融媒体是否能够成功，很大程度上要依据传统政府架构的网络化和扁平化。只有建立一套与互联网思维相匹配的架构，才有可能应对媒介化政府今天对于信息数据发布与传播的最基本要求。

新媒体是信息化的生产手段，传统媒体是工业化的生产手段。信息与信息化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卡斯特^[9]5-6区分了“信息社会”（information society）与“信息化社会”（informational society）这两个核心概念，“信息社会强调的是信息在社会中的角色，信息化社会则表明在社会组织的特殊形式属性之中，信息的传递、生产和处理成为了权力与生产力的基本来源。”“媒介化”的研究趋向建基于“信息化”基础之上。事实上，传统社会、工业社会都存在信息，但是信息社会通过信息组织整个社会的运转，因而传统媒体天然成为被媒介化的对象，因为传统媒体只是信息化社会信息化过程中的一个部分，传统媒体需要被新媒体组织。由于自媒体的新闻生产逻辑是组织他人进行大规模的新闻生产，这样的新闻生产基础上的党性原则、舆论引导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

因此，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也就成为了打通媒体融合的“最后一公里”。县级融媒体事实上是在媒介化的架构上创建网络城市，是县域经济政治的新的网络平台，该平台的背后是一整套互联网思维的体现。所谓融媒体的创建应该是以政府的刚性数据为核心的信息治理的平台。我们可以说县级融媒体是基层舆论治理的一个设想，这个设想就是能否把现实当中的面对面的舆论管理模式搬到互联网中来。在此逻辑上，互联网上也存在“县”一级的单位，县级融媒体所形成的舆论引导将成为当地百姓的精神导向。县级融媒体的建设即政府基层的管控职能被互联网媒介化的过程。在此平台之上的舆论监督与引导则显得尤为重要。

“大舆论场”包括三个组成主体，一是官方舆论，即以官方为主体所形成的舆论；二是新闻舆论，即以新闻媒体为主流的舆论；三是公众舆论，即以公众为主体形成的舆论。媒介融合如若能顺利进行，那么就可以将前两者进行融合，进而对公众舆论场形成更好的引导和干预。

所谓媒介场域，是一套基于算法、人工智能的“八爪鱼”，它搅动了社会各个场域。媒介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能量，是因为媒介已经结构性“下沉”，作为一种算法、可识别软件抑或是人工智能，可以将无数个体的头脑组织在一起进行信息生产和消费的一整套机制，可以说，媒介已经成为整个社会运作的基础结构。在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根基上，我们不得不思考，何者决定了经济基础？以媒介化的视角解读，技术架构对经济基础已经产生深刻的影响，例如，共享单车就是平台经济的兴起和流量经济的要求基础上所建构的经济产业，如今线下的产业纷纷被线上所筛选。因此，在技术影响经济基础这一理论基础之上，一切上层建筑都依照媒介逻辑运行。作为被媒介场域所“他律”的一部分，今天的政治家已经百分之百地成为舆论的管理者，而其进行政治管理的成分则越来越少。斯蒂格勒曾说“如今的政治家越来越是舆情的管理者，而政治的成分越来越少”，媒介的结构性“下沉”令政治场域不可避免地被媒介场域所他律，媒介融合即政治场域被媒介化所他律的例证。媒介融合作为政府政治体制的一次改革，为更深入加强舆论引导，构建媒介化政府环境下的新闻传播新局面开创思路。因此，面对政府的媒介化，媒介融合成为网络社会治理的手段，县级融媒体创建程度的深浅，将成为网络环境下舆论干预和引导程度的衡量指标。

作为被不断媒介化的传统媒体，“流动的新闻业”（liquid journalism）成为新传播形态下的变化特征^[10]。新闻从业者角色的扩充使得新闻业面临着齐格蒙特·鲍曼所说的“流动性”，尽管鲍曼所论述的是宏观历史的变迁，但可借用其观点来重新考察新闻传播组织的新形态。

首先从新闻工作者的身份来看，持续“在场”的记者已经成为常态。所谓“在场”不仅指身体在场，更意味身体在其物质空间之外寻求公共领域平台的存在^[11]17。记者可以是职业记者，也可能成为公民记者，更可能成为信息的消费者。传授边界模糊的同时，全民记者的身份构建了新闻职业共同体。持续“在场”的记者使得记者身份液态化，新闻职业共同体促使任何公民都可以以“记者”的身份通过自媒体平台随时随地发布和监督新闻。随着新媒体技术在新闻生产领域的不断深入，法国哲学家福柯提出的“全景式监狱”的监督和规训机制逐渐向“共景式监狱”转变，即公众展开对个体的凝视和控制^[12]，个体由原先的“被监视者”向“监视者”身份转变，对社会的监督权力变为公众所有。因此，通过“在地方式”（local mode）和“持续性方式”而构建的新闻业职业权威的传统新闻时代^[13]已经被颠覆，公众以积极的角色加入新闻的生产过程，进而打破了科层制新闻生产和传统的新闻专业壁垒，促成更广泛意义上的公众参与。一种以公民记者、新闻媒介机构、编辑记者在内的组织化的“共生关系”逐渐形成。

其次就新闻职业共同体而言，“流动”的职业共同体在新闻组织和公众之间发挥平等对话的纽带功能，进而打破原生新闻专业主义的壁垒。媒介技术使得新的新闻生成方式不断形成，每一次技术的进步带来的是新闻业的重构以及新闻边界的进一步模糊。新闻业诞生之初，其运行框架并非依照媒介技术的形态所搭建的，传统媒体时代的新闻业并不是新闻业“应有”形态，仅仅是基于当时技术所“框限”的一种关系结构。媒介化实践证明打破技术垄断的同时也打破了在传统媒体技术基础上所构建的新闻专业主义壁垒，现如今的媒介环境可以将新闻专业主义视为一种自由表达和公共参与的社会文化，持续“在场”的新闻记者将新闻专业主义内化为自我规训，进而监督社会的运行。

舒尔茨^[14]区分了媒介改变交流与互动的四种类型。首先，媒介在时间和空间上延伸了沟通能力。麦克卢汉将媒介比喻成人体的延伸正是此意。其次，媒介替代了先前面对面的社交活动。例如，新闻源不再局限于记者亲自跑现场，可以根据自媒体平台上的信息获得广泛新闻源，甚至自媒体瓜分了专业记者的新闻市场份额，公民记者成为报道新闻的新职业。第三，媒介带来了活动的融合，面对面交流与媒介化传播相结合，媒介也随之渗入到日常生活。自媒体已经逐渐渗入到受众的日常生活，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媒介与受众之间产生了强烈的“粘连性”，一种“沉浸式”弥漫的传播在媒介环境中呈现。最后，不同领域的参与者不得不调整他们的行为以适应媒介的评估、形式以及惯例，在这一阶段，媒介化逐渐加强其对社会的结构性调整。新闻业在此基础上，不断重构新闻专业主义，并逐渐嵌入新闻生产实践之中，成为规训媒介社会的准绳。

当下的 “新闻专业主义”，不仅关涉对新闻的客观性、真实性等传统理念对专业媒体人的规训和追求，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新闻职业共同体的一员，以自身所从事的职业专业主义精神监督自媒体社会所创设的共同体新闻媒介实践的有序进行。例如，2020年5月底，广州市民刘某通过微博发贴，泣诉自己的女儿遭受其所在班级的班主任体罚致其吐血一事，刘某通过微博账号贴出沾染大面积血迹的校服、诊断病例等图片。此事件迅速成为网络社会的热点，但是伴随着该事件在网络持续发酵，拥有医学专业背景的网友运用自己的专业素养以及由此形成的话语权，从医学角度对该事件的真实性提出质疑，随着有关部门对于此事件的调查真相浮出水面，这些质疑最终得到印证。“流动”的记者以专业知识背景构建新型“新闻专业主义”内涵，监督网络社会的运行，这样的网络空间治理形态将成为未来新闻专业主义的新内涵。面对媒介结构性调整所形成的“后真相”网络社会，李普曼在《舆论》中提出，新闻本身就不等于真相，它只是真相的“signal”，即新闻并不是告诉你真相是什么，而是告诉你何处可能存在真相。自由表达和公共参与的共同体监督实践的新闻专业主义成为探寻“流动的”新闻业“真相”的路径。

自媒体时代来临，公民新闻与专业新闻并存是否会对新闻专业主义形成威胁？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无论是通过技术层面的实践还是观念层面的考量，自媒体都不会对新闻专业主义形成威胁，而自媒体的出现只会让新闻更加专业^[15]。桑德拉·鲍顿指出，正是同事之间的关系才构成新闻实践的核心，同事之间团结紧密的关系可以共同抵御外部势力的入侵，坚定新闻目标以及将新闻专业主义规范化。而这种价值观的一致性，使得专业人员可以跨越新闻编辑室、跨越国界，形成道德上的相互支持^[16]。鲍顿所说的同事关系当然不限于地域上的同事，更是一种职业共同体的表述。因为自媒体媒介化促使社会各个领域包括新闻生产进行结构性调整，职业新闻人不再囿于媒体单位，他们会通过专业主义的纽带联系更为广泛的同行，获得更广泛意义上的专业主义的支持。职业共同体会形成道德、伦理规范以及专业主义践行的推动者。

有学者提出了“新闻专业主义2.0”的想法，即未来的新闻专业主义将内化成个人的自我规范和自律行为，它不再仅仅是一种行业精神，而成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一种守则，每个个体都成为这一制度的制定者和参与者，同时也是监督者和阐释者。由此，个体通过内化专业主义精神，可以抵御“后真相”时代媒体对于个体的情绪化宣传，获得分辨事实和谣言的能力^[17]。自媒体媒介环境中的新闻生产使公民新闻成为常态，而对于公民新闻生产实践的规训——新闻专业主义，则内化为每个公民新闻生产者的行业守则。一方面，每一位公民记者可以通过自媒体平台发布新闻，更重要的是，当一则新闻出现在社会媒体平台，公民记者可以通过个人的学科背景、专业素养形成新型新闻专业主义规训，辨别新闻的真伪、提出对新闻事件的质疑，进而起到监督社会有序运行的目的。当媒介逐渐“下沉”到社会的中层，新闻业不再是专业媒体人的垄断行业。媒介化建构的共同体生产实践，使得拥有不同专业学科背景的自媒体人内化职业素养和媒介素养为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核，使新闻专业主义成为公民新闻生产的隐性规则，用以监督社会的有序运行。

当下中国，报纸、广播、电视甚至互联网仍然为政治、艺术和文化生活提供了大量空间和实践，但是这些空间和实践已经逐渐被削弱。媒介不再是单一的宣传机构，它更多地立足于公共利益，且更为强劲的市场导向使得媒介明确地关注服务于受众与用户的需求。这意味着在更大程度上媒介的用户操纵（user steering），即媒介对受众及用户的关注优先于它所需要承担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义务^[18]25。其他社会生活的领域反倒为受众提供了媒介产品的原材料。尽管中国的传统媒体早期被定义为“党和国家的喉舌”，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宣传作用，并借此构筑属于专业媒体人的专业主义壁垒，但时至今日，自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打散了专业媒体人所构筑的专业壁垒，自媒体在创造权利主体间平等对话的同时，社会个体也越来越多参与到内容生成的过程中。相应的，新闻专业主义的运行逻辑必然蕴含着社会个体之间自由表达和受众参与的文化内涵。

如前所述，“广东市民刘某诉教师虐待案”中，网民对于新闻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包括理性的质疑和情绪化的宣泄，无论是何种形式的表达，其背后都蕴含着公共参与的社会责任意识。由于该新闻存在事件当事人故意“造假”的行为，理性质疑的声音背后是关于网民自身专业素养的规训，在该则新闻中，只有医学专业或具有医学知识的网友才具有对该事件真伪判断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因此，虽然所有网民都可以参与到新闻的发布和探讨中，持续在场的流动的记者使新闻生产共同体中的专业主义精神存在流动性，涉及不同领域的新闻专业主义规训需要不同专业学科背景的网友对其进行完善。自由表达与公共参与的背后是理性价值观导向下的专业背景的整合。而非理性的情绪宣泄则需要加强舆情的引导与干预，包括把握好舆情引导的时效和尺度。深化媒介融合，加强对网民的舆论引导，帮助网民抵制情绪化的表达，提升其理性判断和思辨的能力，令自由表达和公共参与的新闻专业主义具有更多“专业”的声音，能够更好地监督社会有序开展新闻生产实践。

新型新闻专业主义由于网民素质的参差不齐，易受非理性的情绪影响，使得其内部存在着杂质。例如，《南风窗》对鲍某某关于涉嫌性侵的报道《涉嫌性侵未成年女儿三年，揭开这位总裁父亲的“画皮”》，这篇报道从文风到内容，与传统的新闻写作风格迥异，以文学性、情绪化表达为特征，进而刷屏朋友圈，瞬间引爆舆论，网友对此一片喝彩。然而当比《南风窗》影响力更大的财新传媒发出一篇题为《高管性侵养女疑云》的“反转”报道时，却遭到网民的一致痛批。财新传媒的新闻提供了书面说明和聊天记录，同时结合了参与李某某救助的各界人士的采访，其披露信息的详实程度、采访信源的多角度都是《南风窗》无法比拟的。例如，在《南风窗》报道中提到35条事实性信息，其中4条出自受害人李某某母亲之口，6条出自李某某之口，有多达16条没有交代信息源（其中9条疑似出自李某某本人的口述）。而对比《财新传媒》报道所提供的34条信息源，仅有1条没有交代消息源，其余有7条出自鲍某某的书面说明，7条出自聊天记录，10条源于救助过李某某的志愿者。通过两家自媒体平台关于同一则新闻消息源的对比即可对新闻的专业性进行判断。然而，面对一篇无明确消息源、全文几乎所有重要消息都出自或疑似出自李某某母女的口述的新闻，网民们内化的新闻专业主义素养被非理性、情绪化的杂质所裹挟。

在《南风窗》和财新传媒所发表的两篇新闻中，网民所应具有的共同参与和监督社会的新闻专业主义素养并没有发挥应有的效应，虽然存在部分理性的网友通过两篇新闻的对比发现《南风窗》报道的漏洞，然而，由于大量网友被该新闻事件“性侵幼女”“跳海自杀”“多次报案不予受理”等字眼所带来的愤怒情绪所裹挟，因而缺失了理性的判断和分析能力，致使《南风窗》的新闻稿件好评如潮，而具有客观中立性的财新传媒的稿件最终在发表三天后撤稿的荒诞结局。因此，虽然当下自媒体传播环境中，网民已经逐渐将新闻专业主义内化为个人的素养进而形成具有自由表达和公共参与的新型新闻专业主义，然而，网民的素质参差不齐、缺乏理性分析和判断能力，容易被情绪化和非理性的因素所裹挟而迷失专业主义的内核。在网民不断提升理性思辨和判断能力的同时，这一“非理性”“情绪化”的杂质也将与自媒体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共存。在政府不断媒介化的构建中，媒介融合为社会的舆论治理和引导提供了可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