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 第23卷 第5期
2021, 23(5): 1-15.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5241
摘要:
伴随着中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提高污染排放效率、倡导节能减排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地方政府竞争与FDI双重视角，将地方政府竞争、FDI与污染排放效率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基于2000—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结合面板空间杜宾模型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地方政府竞争、FDI与污染排放效率之间的关系及空间效应。结果表明：中国省际污染排放效率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地方政府竞争对污染排放效率的影响存在“逐底竞争”与“逐顶竞争”双重效应。FDI对污染排放效率的影响满足“污染光环”假说。二者交互作用有利于本地区污染排放效率的提升，但通过“以邻为壑”等阻碍了邻近地区污染排放效率的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FDI存在门槛效应，适度引进高质量FDI才能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竞争在节能减排中的作用。基于此，需要进一步完善政绩考核机制，提升引资质量，提高污染排放效率，以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伴随着中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提高污染排放效率、倡导节能减排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地方政府竞争与FDI双重视角，将地方政府竞争、FDI与污染排放效率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基于2000—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结合面板空间杜宾模型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地方政府竞争、FDI与污染排放效率之间的关系及空间效应。结果表明：中国省际污染排放效率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地方政府竞争对污染排放效率的影响存在“逐底竞争”与“逐顶竞争”双重效应。FDI对污染排放效率的影响满足“污染光环”假说。二者交互作用有利于本地区污染排放效率的提升，但通过“以邻为壑”等阻碍了邻近地区污染排放效率的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FDI存在门槛效应，适度引进高质量FDI才能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竞争在节能减排中的作用。基于此，需要进一步完善政绩考核机制，提升引资质量，提高污染排放效率，以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2021, 23(5): 16-30.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7255
摘要:
基于2001—2018年中国8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合成控制法对24个低碳试点城市的工业污染物净减排效应进行分析，并以安慰剂检验和DID估计做稳健性验证。研究发现：（1）天津、南昌、贵阳、昆明、镇江和遵义等六个城市的工业废水排放强度因低碳试点政策而显著降低；（2）低碳试点政策使厦门和镇江的工业SO2排放强度以及宁波、青岛和镇江的工业烟尘排放强度显著下降；（3）保定、石家庄和乌鲁木齐的工业固体废物利用率因低碳试点政策而显著提高；（4）污染物减排效应具有种类异质性，工业废水减排效应最显著，工业废气的减排效应次之，工业固体废物减排效应最弱；（5）污染物减排效应具有城市异质性，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和行政等级对低碳政策效应均产生影响。有鉴于此，认为应该优化城市产业结构，促进治污减排技术的应用推广，提高工业生产效率，提升城市管理能力，推动城市低碳转型，实现治污减排与经济发展和谐共赢。
基于2001—2018年中国8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合成控制法对24个低碳试点城市的工业污染物净减排效应进行分析，并以安慰剂检验和DID估计做稳健性验证。研究发现：（1）天津、南昌、贵阳、昆明、镇江和遵义等六个城市的工业废水排放强度因低碳试点政策而显著降低；（2）低碳试点政策使厦门和镇江的工业SO2排放强度以及宁波、青岛和镇江的工业烟尘排放强度显著下降；（3）保定、石家庄和乌鲁木齐的工业固体废物利用率因低碳试点政策而显著提高；（4）污染物减排效应具有种类异质性，工业废水减排效应最显著，工业废气的减排效应次之，工业固体废物减排效应最弱；（5）污染物减排效应具有城市异质性，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和行政等级对低碳政策效应均产生影响。有鉴于此，认为应该优化城市产业结构，促进治污减排技术的应用推广，提高工业生产效率，提升城市管理能力，推动城市低碳转型，实现治污减排与经济发展和谐共赢。
2021, 23(5): 31-42.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3342
摘要:
农村生活用能与健康、贫困、室内空气污染密不可分，但是深入农户调查的实证研究还很匮乏。利用“农户用能及福祉”微观调查数据，采用分层多级抽样方法，结合中国农村现状对城镇化中农村生活用能与老年人健康风险及“贫困陷阱”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老年人使用清洁燃料组合用能与其健康自评呈显著正向关系，而使用“清洁+固体”燃料组合用能则与其健康自评呈显著负向关系；老年人使用不同组合用能与其呼吸系统慢性病呈显著负向关系；研究反映出清洁燃料能够改善其主观健康，而固体燃料则损害其主观健康以及引起损害或恶化其客观健康；并且农村老年人或许会陷入因能源或经济的贫困选择使用固体燃料，致病、致贫或返贫，继续使用固体燃料的“贫困陷阱”这一恶性循环中。因此，在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长远目标，需要政府和农民全面实施用能转型、健康农村建设的协调创新。
农村生活用能与健康、贫困、室内空气污染密不可分，但是深入农户调查的实证研究还很匮乏。利用“农户用能及福祉”微观调查数据，采用分层多级抽样方法，结合中国农村现状对城镇化中农村生活用能与老年人健康风险及“贫困陷阱”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老年人使用清洁燃料组合用能与其健康自评呈显著正向关系，而使用“清洁+固体”燃料组合用能则与其健康自评呈显著负向关系；老年人使用不同组合用能与其呼吸系统慢性病呈显著负向关系；研究反映出清洁燃料能够改善其主观健康，而固体燃料则损害其主观健康以及引起损害或恶化其客观健康；并且农村老年人或许会陷入因能源或经济的贫困选择使用固体燃料，致病、致贫或返贫，继续使用固体燃料的“贫困陷阱”这一恶性循环中。因此，在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长远目标，需要政府和农民全面实施用能转型、健康农村建设的协调创新。
2021, 23(5): 43-53.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7315
摘要:
作为政府缓解生态治理危机的一种重要手段，环境规制已经渗透到环境治理的各个领域中。已有研究表明，“环境外部不经济性”是造成环境规制失灵的重要原因，而环境规制的悖论即是规制主体间策略博弈和激励结构重组的缺失使其呈现出局部有效和范围性失控的规制“软化”结果，并非整体性的规制失灵。策略博弈表现为政企联盟和央地“委托—代理”关系，导致目标置换和过程异化。约束性激励表现为央地之间的激励错配和地方政府与企业的激励阻滞，过度关注晋升的“硬指标”。为扭转规制“软化”局面，应采取“助推式”环境规制，逐渐从命令—控制式规制工具向混合式规制工具转变，从约束性激励向兼容性激励转变，从策略博弈向动态均衡博弈转变，实现环境规制“软化”向制度创新的过程转变。
作为政府缓解生态治理危机的一种重要手段，环境规制已经渗透到环境治理的各个领域中。已有研究表明，“环境外部不经济性”是造成环境规制失灵的重要原因，而环境规制的悖论即是规制主体间策略博弈和激励结构重组的缺失使其呈现出局部有效和范围性失控的规制“软化”结果，并非整体性的规制失灵。策略博弈表现为政企联盟和央地“委托—代理”关系，导致目标置换和过程异化。约束性激励表现为央地之间的激励错配和地方政府与企业的激励阻滞，过度关注晋升的“硬指标”。为扭转规制“软化”局面，应采取“助推式”环境规制，逐渐从命令—控制式规制工具向混合式规制工具转变，从约束性激励向兼容性激励转变，从策略博弈向动态均衡博弈转变，实现环境规制“软化”向制度创新的过程转变。
2021, 23(5): 54-65.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1827
摘要:
运用GJR-BEKK-GARCH模型和风险溢出指数方法对中国2005年7月22日—2021年4月2日货币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房地产市场、黄金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间的风险溢出效应及其非对称性做系统性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市场间具有广泛而显著的双向风险溢出效应和非对称溢出效应，负向冲击引起的波动大于正向冲击；样本期间金融市场平均风险溢出指数为25.5%，风险溢出方向具有非对称性，房地产市场、商品市场和股票市场是风险的净溢出者，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是风险的净接受者；金融市场风险溢出指数具有时变性、波动性和不确定性，国内外重要政策颁布和风险事件爆发期间金融市场风险溢出效应明显加强。
运用GJR-BEKK-GARCH模型和风险溢出指数方法对中国2005年7月22日—2021年4月2日货币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房地产市场、黄金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间的风险溢出效应及其非对称性做系统性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市场间具有广泛而显著的双向风险溢出效应和非对称溢出效应，负向冲击引起的波动大于正向冲击；样本期间金融市场平均风险溢出指数为25.5%，风险溢出方向具有非对称性，房地产市场、商品市场和股票市场是风险的净溢出者，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是风险的净接受者；金融市场风险溢出指数具有时变性、波动性和不确定性，国内外重要政策颁布和风险事件爆发期间金融市场风险溢出效应明显加强。
2021, 23(5): 66-74, 100.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5152
摘要:
采用基于熵权法的TOPSIS模型对长江经济带沿线108个城市2008—2017年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进行评估，运用基尼系数和锡尔指数对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之间和城市群内部城市化发展的水平及其构成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从时间上看，长江经济带近年来城市化质量总体发展水平不高，且发展差异逐渐减小；从空间上看，三大城市群的整体城市化质量发展水平呈现出由长江经济带东西两岸向中心递减的趋势，即“长三角地区>泛成渝地区>中三角地区”的空间格局；总体差异的减小有利于三大城市群之间的差异减小；城市群内部差异的扩大，会导致总差异减小的趋势变缓；长三角、中三角及泛成渝三大城市群间综合发展水平呈现出一定差异性。
采用基于熵权法的TOPSIS模型对长江经济带沿线108个城市2008—2017年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进行评估，运用基尼系数和锡尔指数对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之间和城市群内部城市化发展的水平及其构成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从时间上看，长江经济带近年来城市化质量总体发展水平不高，且发展差异逐渐减小；从空间上看，三大城市群的整体城市化质量发展水平呈现出由长江经济带东西两岸向中心递减的趋势，即“长三角地区>泛成渝地区>中三角地区”的空间格局；总体差异的减小有利于三大城市群之间的差异减小；城市群内部差异的扩大，会导致总差异减小的趋势变缓；长三角、中三角及泛成渝三大城市群间综合发展水平呈现出一定差异性。
2021, 23(5): 75-84.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5644
摘要:
评价社会保障应急政策、识别政策偏差与制度不足、提出优化策略，对于完善社会保障政策体系、提升公共危机治理效果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基于政策文本内容分析与政策一致性指数模型（Policy Modeling Consistency，PMC），以非典疫情防控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政策文本为分析对象，针对公共危机与社会保障核心特征，设计指标体系，定量评价中国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社会保障应急政策，识别社会保障系统在应对公共危机中的优势与不足，提出优化社会保障应急政策的建议。研究发现：当前中国社会保障应急政策能够有效保障民生并促进经济社会秩序恢复，具有一定优越性。但仍存在专项社会保障应急政策缺失、政策内容预测性不足、政策工具组合的有效性低、政策主体权责模糊以及政策评估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应通过加大专项政策制定力度、增强政策内容的预测性、提升应急响应政策内容的科学性与完善政策评估机制优化社会保障应急政策。
评价社会保障应急政策、识别政策偏差与制度不足、提出优化策略，对于完善社会保障政策体系、提升公共危机治理效果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基于政策文本内容分析与政策一致性指数模型（Policy Modeling Consistency，PMC），以非典疫情防控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政策文本为分析对象，针对公共危机与社会保障核心特征，设计指标体系，定量评价中国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社会保障应急政策，识别社会保障系统在应对公共危机中的优势与不足，提出优化社会保障应急政策的建议。研究发现：当前中国社会保障应急政策能够有效保障民生并促进经济社会秩序恢复，具有一定优越性。但仍存在专项社会保障应急政策缺失、政策内容预测性不足、政策工具组合的有效性低、政策主体权责模糊以及政策评估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应通过加大专项政策制定力度、增强政策内容的预测性、提升应急响应政策内容的科学性与完善政策评估机制优化社会保障应急政策。
2021, 23(5): 85-100.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5157
摘要:
基于烙印理论的分析框架，实证研究了高管的农村经历对企业财务杠杆、债务期限结构以及债务成本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农村经历会给高管带来双重烙印，即认知烙印和能力烙印。具体表现为：（1）农村经历会通过降低高管风险偏好和过度自信程度来降低企业的财务杠杆和长期负债水平；（2）农村经历会通过提升高管所在公司的盈余质量和企业社会责任水平来降低债务成本；（3）高管农村经历降低企业债务成本的效应在融资难的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
基于烙印理论的分析框架，实证研究了高管的农村经历对企业财务杠杆、债务期限结构以及债务成本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农村经历会给高管带来双重烙印，即认知烙印和能力烙印。具体表现为：（1）农村经历会通过降低高管风险偏好和过度自信程度来降低企业的财务杠杆和长期负债水平；（2）农村经历会通过提升高管所在公司的盈余质量和企业社会责任水平来降低债务成本；（3）高管农村经历降低企业债务成本的效应在融资难的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
2021, 23(5): 101-114.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5832
摘要:
加工贸易升级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技术创新又是驱动加工贸易升级的根本途径。在理论上，延承要素禀赋理论的分析逻辑，利用代数与几何方法模型化研究了技术动态演进影响产品内国际工序分工地位的内在机制。在实证上，根据中国PCT国际专利和国内专利不同类型在技术突破性和知识原创力方面的差别，量化识别了技术创新的低端、中端和高端三个不同层次，并基于中国30个省份2002—2016年的面板数据，利用静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三层次异质创新对中国加工贸易升级的差异影响。基准回归和稳健性检验结果一致表明：（1）低端创新不能促进中国加工贸易升级；（2）中端创新和高端创新均可驱动中国加工贸易升级；（3）高端创新对中国加工贸易升级的促进作用远大于中端创新的。在实践上，从推进高端前沿创新以驱动国家创新结构和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角度，提出了使中国由全球价值链分工上的外围区段进入中心地位的对策。
加工贸易升级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技术创新又是驱动加工贸易升级的根本途径。在理论上，延承要素禀赋理论的分析逻辑，利用代数与几何方法模型化研究了技术动态演进影响产品内国际工序分工地位的内在机制。在实证上，根据中国PCT国际专利和国内专利不同类型在技术突破性和知识原创力方面的差别，量化识别了技术创新的低端、中端和高端三个不同层次，并基于中国30个省份2002—2016年的面板数据，利用静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三层次异质创新对中国加工贸易升级的差异影响。基准回归和稳健性检验结果一致表明：（1）低端创新不能促进中国加工贸易升级；（2）中端创新和高端创新均可驱动中国加工贸易升级；（3）高端创新对中国加工贸易升级的促进作用远大于中端创新的。在实践上，从推进高端前沿创新以驱动国家创新结构和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角度，提出了使中国由全球价值链分工上的外围区段进入中心地位的对策。
2021, 23(5): 115-121.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5967
摘要: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中国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面临着多重威胁与挑战。作为服务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国民经济动员亦面临更大挑战。央企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央企的国民经济动员体系建设无疑对国民经济动员整体能力的提升起到巨大作用。基于此，从央企具有主导地位突出、动员潜力大、不可替代性的特点入手，突出央企在国民经济动员中的重要地位；提出基于动员需求满足度的央企分类方式，明确不同行业的央企在国民经济动员中所处位置；指出当前央企国民经济动员存在体制机制不健全、政策制度不完善等问题；构建双层组织机构和动员运行机制，明确央企与国资委、国家经济动员管理机构、央企所属行业主管部门之间的关系，并提出预案编制思路，以期提升央企国民经济动员能力。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中国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面临着多重威胁与挑战。作为服务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国民经济动员亦面临更大挑战。央企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央企的国民经济动员体系建设无疑对国民经济动员整体能力的提升起到巨大作用。基于此，从央企具有主导地位突出、动员潜力大、不可替代性的特点入手，突出央企在国民经济动员中的重要地位；提出基于动员需求满足度的央企分类方式，明确不同行业的央企在国民经济动员中所处位置；指出当前央企国民经济动员存在体制机制不健全、政策制度不完善等问题；构建双层组织机构和动员运行机制，明确央企与国资委、国家经济动员管理机构、央企所属行业主管部门之间的关系，并提出预案编制思路，以期提升央企国民经济动员能力。
2021, 23(5): 122-132.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2825
摘要:
自然灾害应急管理过程中的问责对于提高应急管理效率、维持和提升政府公信力至关重要。从声誉视角建立问责分析模型，对1998—2018年中国自然灾害问责事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公众关注度/争议性、问责主体的问责职能强度、事件案发所处应急阶段、强调的核心能力声誉和问责客体职级/层级对问责结果起到不同程度的显著的正向作用。特点有：个人问责为主而集体问责为辅、问责客体集中于基层和中层且越往上层越递减；重应急救援与重建、轻预警、忽视预防问责；重道德和程序能力问责，轻绩效、忽视技术能力问责等。内在逻辑为：高度关注民声与舆情，优先考虑道德能力（捍卫人民生命安全）和程序能力（遵从社会制度与规则）声誉进行问责，通过不同问责职能强度的问责主体，采取“上下分治”的问责策略，以最大激发中层动员力和基层执行力以合力抗灾；这也正是中国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体制优势与短板的主要根源所在。优化建议：以公共利益为准绳判断问责正当性、重视预防预警和技术能力问责、健全和落实问责及监督与纠错机制等。
自然灾害应急管理过程中的问责对于提高应急管理效率、维持和提升政府公信力至关重要。从声誉视角建立问责分析模型，对1998—2018年中国自然灾害问责事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公众关注度/争议性、问责主体的问责职能强度、事件案发所处应急阶段、强调的核心能力声誉和问责客体职级/层级对问责结果起到不同程度的显著的正向作用。特点有：个人问责为主而集体问责为辅、问责客体集中于基层和中层且越往上层越递减；重应急救援与重建、轻预警、忽视预防问责；重道德和程序能力问责，轻绩效、忽视技术能力问责等。内在逻辑为：高度关注民声与舆情，优先考虑道德能力（捍卫人民生命安全）和程序能力（遵从社会制度与规则）声誉进行问责，通过不同问责职能强度的问责主体，采取“上下分治”的问责策略，以最大激发中层动员力和基层执行力以合力抗灾；这也正是中国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体制优势与短板的主要根源所在。优化建议：以公共利益为准绳判断问责正当性、重视预防预警和技术能力问责、健全和落实问责及监督与纠错机制等。
2021, 23(5): 133-140.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1502
摘要:
完善应急预算法制是中国应急管理的重要课题。中国应急预算面临着缺乏监督、财政供给数量不足、财政供给能力低效、应急责任体系不清等诸多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应急预算法制存在缺失，尤其是《预算法》的应急理念不足所致。应急预算法制建构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在预算规范化、预算实效化以及预算层次化原则的指导下进行。具体而言，今后理应在《预算法》中加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应急预算权力的监督，完善预备费的提取和管理机制，增强应急预算的财政供给实效，建立面向应急需要的预算调整机制，明晰央地之间的应急财政责任体系，从而有力推动中国应急财政的合法与足量供应。
完善应急预算法制是中国应急管理的重要课题。中国应急预算面临着缺乏监督、财政供给数量不足、财政供给能力低效、应急责任体系不清等诸多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应急预算法制存在缺失，尤其是《预算法》的应急理念不足所致。应急预算法制建构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在预算规范化、预算实效化以及预算层次化原则的指导下进行。具体而言，今后理应在《预算法》中加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应急预算权力的监督，完善预备费的提取和管理机制，增强应急预算的财政供给实效，建立面向应急需要的预算调整机制，明晰央地之间的应急财政责任体系，从而有力推动中国应急财政的合法与足量供应。
2021, 23(5): 141-151.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5411
摘要:
全球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继暴发对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带来严重威胁和挑战。国际医疗援助对于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国际卫生合作和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近年来国际医疗援助主体多样化、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多边国际医疗援助的重要性日益突显。现行国际卫生法律制度对于国际医疗援助尚无系统性的法律规制，并存在诸多缺陷。对此，应在世界卫生组织框架下加强国际医疗援助中的国际统筹和协作，以其为中心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际医疗援助机制，同时完善国际医疗援助的发起程序，明确援助人员的特权与豁免，理清国际医疗援助中的国际责任，建立针对发展中国家的长期援助机制。作为对外医疗援助大国，中国应积极推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际医疗援助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在国际医疗援助中合理规避法律责任，同时完善对外医疗援助方面的国内法规，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全球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继暴发对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带来严重威胁和挑战。国际医疗援助对于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国际卫生合作和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近年来国际医疗援助主体多样化、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多边国际医疗援助的重要性日益突显。现行国际卫生法律制度对于国际医疗援助尚无系统性的法律规制，并存在诸多缺陷。对此，应在世界卫生组织框架下加强国际医疗援助中的国际统筹和协作，以其为中心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际医疗援助机制，同时完善国际医疗援助的发起程序，明确援助人员的特权与豁免，理清国际医疗援助中的国际责任，建立针对发展中国家的长期援助机制。作为对外医疗援助大国，中国应积极推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际医疗援助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在国际医疗援助中合理规避法律责任，同时完善对外医疗援助方面的国内法规，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2021, 23(5): 152-160, 188.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3943
摘要:
突发应急事件背景下，财政是一切政府行为的最终保障，应急财政支出法治化则是界分主体责任、疏解社会风险的制度基础。着眼于现有的应急财政规范体系，后疫情时期应急财政支出法治化面临四大阻碍：规范体系双向错位、支出责任过度下沉、应急财权与事权详略失衡、预算形式法定下的支出僵化。理顺“规则—资金—理论”彼此间的支撑关系，三者环环相扣引导着应急财政支出法治化之证成。为进一步破解上述难题，需立足于法际整合视角下，结合应急财政支出法治化的理论基础，基于制度分配原理，综合行政级别与事件危害级别共同划分央地应急财政支出责任；沿“预防—减缓—救援—善后—评估”五个阶段整合并协调应急管理规范与财政支出体系；从公共性原则出发实现事权财权的形式与实质设置；用反知性思维指导预算弹性空间的预留。以期实现对于四则难题的逐一突破，充裕应对社会风险的预备法制储备。
突发应急事件背景下，财政是一切政府行为的最终保障，应急财政支出法治化则是界分主体责任、疏解社会风险的制度基础。着眼于现有的应急财政规范体系，后疫情时期应急财政支出法治化面临四大阻碍：规范体系双向错位、支出责任过度下沉、应急财权与事权详略失衡、预算形式法定下的支出僵化。理顺“规则—资金—理论”彼此间的支撑关系，三者环环相扣引导着应急财政支出法治化之证成。为进一步破解上述难题，需立足于法际整合视角下，结合应急财政支出法治化的理论基础，基于制度分配原理，综合行政级别与事件危害级别共同划分央地应急财政支出责任；沿“预防—减缓—救援—善后—评估”五个阶段整合并协调应急管理规范与财政支出体系；从公共性原则出发实现事权财权的形式与实质设置；用反知性思维指导预算弹性空间的预留。以期实现对于四则难题的逐一突破，充裕应对社会风险的预备法制储备。
2021, 23(5): 161-168.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9938
摘要:
受信息技术挑战、多元价值冲突与国内外规则互动关系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域外效力成为中国数据保护立法必须认真对待的法律问题。当前国际社会主要通过立法路径与司法路径扩张国内规则的适用范围，其中，司法路径一定程度填补了传统数据立法在域外效力问题上的缺失，但具有一定局限。当本国数据保护政策具有明显扩张需求时，立法有必要对域外效力问题作出直接宣示。直观来看，数据立法的适用范围取决于一国主权的自主选择，如果做全面考量，域外效力的确定仍然需要经过国际法层面的审视。考虑到数据保护政策与参与全球数据治理的需要，中国应在立法中确立域外效力条款，以设立机构标准和效果原则为基础对外适用数据保护规则。在实施阶段，应强化法院在适用域外效力规则中的作用，支持法院综合个案事实对中国数据保护立法的效力范围进行解释，从而与立法、行政机关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推动中国数据治理体系的构建。
受信息技术挑战、多元价值冲突与国内外规则互动关系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域外效力成为中国数据保护立法必须认真对待的法律问题。当前国际社会主要通过立法路径与司法路径扩张国内规则的适用范围，其中，司法路径一定程度填补了传统数据立法在域外效力问题上的缺失，但具有一定局限。当本国数据保护政策具有明显扩张需求时，立法有必要对域外效力问题作出直接宣示。直观来看，数据立法的适用范围取决于一国主权的自主选择，如果做全面考量，域外效力的确定仍然需要经过国际法层面的审视。考虑到数据保护政策与参与全球数据治理的需要，中国应在立法中确立域外效力条款，以设立机构标准和效果原则为基础对外适用数据保护规则。在实施阶段，应强化法院在适用域外效力规则中的作用，支持法院综合个案事实对中国数据保护立法的效力范围进行解释，从而与立法、行政机关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推动中国数据治理体系的构建。
2021, 23(5): 169-178.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1489
摘要:
个人信息权的语境实质是权利保护与个人信息利用二律背反的逻辑协调问题，是个人权利处分自由以及要求他人（包括国家）给予法益尊重的法律问题。在科学阐释个人信息权作为一项新型独立性权利的法理依据、理论内涵以及客体归属基础上，界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保护法益为个人信息权，明确个人信息权法益自决性立场，理性论证个人信息权一体两面的权利特征及其实践规则。方法论上将个人信息处理进行场景化审视，正确认识知情同意作为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依据；明确相对同意作为权利主体同意的基本形态；强调真实同意作为权利主体的意思表达。原则承载价值，法律规制行为。作为二次规范法的刑法，理应在保护理念、条文结构以及罪名优化等方面给予回应，形成既具有理论逻辑自洽性亦彰显实践功能自足性的刑法结构样态。
个人信息权的语境实质是权利保护与个人信息利用二律背反的逻辑协调问题，是个人权利处分自由以及要求他人（包括国家）给予法益尊重的法律问题。在科学阐释个人信息权作为一项新型独立性权利的法理依据、理论内涵以及客体归属基础上，界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保护法益为个人信息权，明确个人信息权法益自决性立场，理性论证个人信息权一体两面的权利特征及其实践规则。方法论上将个人信息处理进行场景化审视，正确认识知情同意作为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依据；明确相对同意作为权利主体同意的基本形态；强调真实同意作为权利主体的意思表达。原则承载价值，法律规制行为。作为二次规范法的刑法，理应在保护理念、条文结构以及罪名优化等方面给予回应，形成既具有理论逻辑自洽性亦彰显实践功能自足性的刑法结构样态。
2021, 23(5): 179-188.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3161
摘要:
司法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实践上客观存在、理论上需认真对待的时代课题，而分析模式问题则是系统研究司法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课题的逻辑起点。国外学界以法的理想类型及其所蕴含的法政关系理想类型为基础，明确提出了嵌入、自治、回应等宏观分析框架，以及法律、态度、策略和历史制度主义等微观分析模型。随着理论与方法上的不断进展，这些分析模式之间在经历了争执、批判和反思之后逐步呈现出一种调和和平衡的演变态势，司法系统与意识形态体系关系的均衡论、司法决策中法律因素与意识形态因素关系的调和论日趋居于主导地位。每一种分析模式都是对特定时代背景下法律现象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实践关系的理论表达，而诸种分析模式之间的演变趋势则植根于整体的社会变迁历程和法治发展进程。受政治化与专业化两种现实力量的直接影响，当代法律系统的局部自治与有限受制状态决定了自治与沟通兼备的交叉型分析日益成为司法与意识形态关系研究更为妥当的模式。
司法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实践上客观存在、理论上需认真对待的时代课题，而分析模式问题则是系统研究司法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课题的逻辑起点。国外学界以法的理想类型及其所蕴含的法政关系理想类型为基础，明确提出了嵌入、自治、回应等宏观分析框架，以及法律、态度、策略和历史制度主义等微观分析模型。随着理论与方法上的不断进展，这些分析模式之间在经历了争执、批判和反思之后逐步呈现出一种调和和平衡的演变态势，司法系统与意识形态体系关系的均衡论、司法决策中法律因素与意识形态因素关系的调和论日趋居于主导地位。每一种分析模式都是对特定时代背景下法律现象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实践关系的理论表达，而诸种分析模式之间的演变趋势则植根于整体的社会变迁历程和法治发展进程。受政治化与专业化两种现实力量的直接影响，当代法律系统的局部自治与有限受制状态决定了自治与沟通兼备的交叉型分析日益成为司法与意识形态关系研究更为妥当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