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认为，政府补贴作为政府支持产业或企业发展的常用手段，在企业创新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降低创新风险，而且节约了企业资金成本。马惠军^[4]认为，适当的财政补助配合企业自有资金能够推动军民协同创新发展。Spence^[5]认为，政府通过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补贴能够刺激研发支出的增加，进而提高社会总福利水平。白俊红和李婧^[6]认为，政府财政支持对企业创新有促进作用，企业自身R&D投入的提高也会吸引政府支持。Levy^[7]通过对北京市海淀区高新技术企业的研究发现，政府每增加一单位的资金支持会提高企业0.27的研发投入。杨德伟和汤湘希^[8]通过对中国中小板民企的研究发现，政府补贴能够显著提高创新活动效率。也有学者认为，政府补贴一定程度上对企业创新支出产生了挤出效应或者无明显影响效果。白俊红和卞元超^[9]就认为，政府补贴只能促进部分企业的协同创新发展，在某些企业中则呈现出效果递减趋势。赵中华和鞠晓峰^[10]认为，政府补贴作为政府支持产业发展的政策工具，能够促进军工企业创新活动的发展，但效果不显著，导致技术创新效率偏低，创新产出对企业绩效贡献度低^[11]。笔者认为，军民融合两用技术具有科技含量高、保密性强等特点，在研发初期受融资约束、技术壁垒影响较大，再加上金融市场制度不完善，很难完全通过市场机制获取资金，所以需要政府补贴的支持。通过财政拨款、低息贷款等激励型政策工具降低企业创新投入成本与创新投入风险的同时，促进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调动企业研发的积极性。因此提出以下假说：

H1.政府补贴对军民融合企业的创新活动有显著正影响。

开发型创新活动倾向于在现有技术基础上形成一种新产品或技术，此类活动一般具有开发周期较短、投入较少、收益可预期的特点，迎合了市场需求以及企业逐利的性质，是企业产品创新的主要组成部分^[12]。但因其受市场机制影响较大，可能导致政府补贴的激励作用较弱。研究型创新具有基础性、持续性和积累性的特点，倾向于探索性创新，是为进一步开发活动起到奠定基础的作用。因其短期内很难转化成收益，导致企业积极性较低，但本身却是新产品开发、产业升级的重要技术支撑。由于两种类型创新活动所面临的风险与预期收益不同，企业更倾向于开发型创新活动，研究型创新活动则更需要政府支持。研究型和开发型创新活动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不同^[13]，在当前科技革命的背景下，政府必须区分不同创新活动性质，有针对性地出台支持措施，而不能将所有创新活动视为同质^[14]。宋呤秋^[15]认为，研究型创新比开发型创新更能带动产业与经济发展，应通过政策调控扩大研究型创新研发投入规模。唐清泉和肖海莲^[16]认为，研发型创新活动受到的融资约束要大于开发型，所以对政府补助的依赖程度较高。严成樑和龚六堂^[17]也认为，中国应调整不同创新活动的政府补助，有针对性地提高支持力度。笔者认为，研究型创新活动开发周期较长，其研究基础性的特点难以短期盈利，因此面临更高的创新风险，可能更需要政府的帮助。因此提出以下假说：

H2.相对于开发型创新活动，政府补贴对研究型创新活动的激励作用更显著。

军民融合涉及军工领域，所以国有企业占比较高，在讨论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发展时需要考虑企业性质的影响。国有与民营企业由于管理结构、资源利用效率以及企业目的存在差异，所以在创新投入和产出以及对企业绩效影响等方面皆有所差异。郭剑并和社兴强^[18]认为，企业政策性负担会降低政策补贴的配置效率。王一卉^[19]认为，民营企业在利用政府补贴上效率更高，而国企则相对较低。王遂昆和郝继伟^[20]通过对中国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动研究后发现，政府补贴在支持中小企业研发创新方面作用明显，并且效果显著好于国有企业。也有学者持相反观点，刘和旺等^[21]认为，国企在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方面要优于民营企业。聂辉华等^[22]通过研究规模以上企业，发现国有企业的规模优势可以带来更多创新成果，但创新成果转化效率不及民营企业。Clo等^[23]对91个国家的电信公司创新活动进行研究发现，国有性质对创新产出的影响更显著，但创新成果转化效率可能不及民营企业。笔者认为，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属于自上而下的改革，国有企业承担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创新投入和产出方面要强于民营企业，但可能创新活动更倾向于基础性研究或者管理结构复杂等原因，在创新转化效率上较弱。因此提出以下假说：

H3.国有军民融合企业在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方面显著高于民营企业，但在成果转化效率上不如民营企业。

通过对现有文献梳理，发现中国军民融合创新活动在创新风险较高、相关金融制度不够完善的环境下，仍然需要依靠政府大力支持，不同类型创新活动中政府补贴的影响效果可能存在差异。但业界关于军民融合产业创新研究主要以定性分析为主，并且多将创新活动看作整体，鲜有使用企业层面数据从创新异质性和企业性质视角量化研究政府补贴对军民融合产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基于以上对现有文献的思考，不同于以往研究，本文运用军民融合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从企业层面展开实证分析；分析军民融合创新活动的异质性及其与政府补贴交叉项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使用联立方程组CDM模型，不仅控制了内生性问题，而且揭示了各传导途径的直接与间接效应，更好地描述了创新投入和产出以及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军民融合创新活动需要企业通过资金、人力等投入展开创新活动，带来新技术或产品的产生及成熟，并运用到生产活动中以促进生产力与企业绩效的提升。在分析创新活动时，要考虑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Crépon等^[24]在Pakes和Griliches^[25]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创新活动三阶段分析框架模型，以此分别研究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该模型由Crépon、Duguet和Mairesse三人提出，简称为CDM模型。该模型从微观企业层面入手，通过对创新活动各阶段的分解，揭示创新活动与企业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和相互关系，避免了创新过程中存在的黑箱问题^[26]。现有文献关于类似问题的模型及变量设定多以线性关系为主，少有关于非线性的讨论^{[3]122[27][28]128}，本文在变量及模型方面参照现有思路设定为线性关系，在此基础上构建以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企业绩效为被解释变量，政府补贴、企业性质为核心解释变量的三阶段CDM模型，由式（1）~式（3）构成模型1

第一阶段：创新投入方程

第二阶段：创新产出方程

第三阶段：企业绩效方程

其中，R&D为创新投入；PA为创新产出；OP为企业绩效；SIZE为企业规模；MBI为主营业务收入；GS为政府补贴；FC为融资约束；NE为企业性质；ALR为资产负债率；AGE为企业年龄；i（i=1,2,…,n）为军民融合上市公司；t为年份（t=2014,2015,2016,2017,2018）；μ_it、γ_it、β_it为随机扰动项。

不同类型创新活动投入会对企业创新产出带来不同影响，而模型1将创新活动作为整体考虑，未能分析创新投入异质性对创新产出的影响程度。所以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变量研究型创新活动投入R与开发型创新活动投入D，以考虑政府补贴对不同类型创新活动的影响程度，并且加入了不同创新活动投入与政府补贴的交互项，得到新的第二阶段创新产出方程

其中，R为研究型创新投入；D为开发型创新投入。式（4）作为第二阶段方程与式（1）、式（3）构成了模型2，式（5）作为第二阶段方程与式（1）、式（3）构成了模型3。若式（4）中政府补贴与研究阶段投入交互项回归系数为正，表明政府支持能够对创新产出产生积极的影响，式（5）同理。

（1）创新投入（R&D_it-1）是企业创新活动的起点，投入强度高可以为创新活动奠定坚实的基础。现有文献中，创新投入选择多以R&D投入、人均创新支出、新产品开发项目数等为主。笔者认为，R&D投入数据在衡量创新投入方面是最直接的指标，而人均创新支出与新产品开发项目数在衡量创新投入时还考虑了企业人数规模与生产规模的影响。所以选择了R&D投入作为创新投入指标，取上年度数据的自然对数形式。（2）创新产出（PA_it），现有研究多以新产品产值、人均新产品销售额、专利申请数量、专利授权数量等指标来衡量。但新产品产值与人均新产品销售额分别受到企业生产规模与人数规模的影响，会影响实证结果的准确性。专利数据在衡量创新产出方面具有数据易获取并且较客观的优势，但考虑到军民融合专利可能涉及保密制度，在授权时间上变动较大，而专利申请数据只会受到企业自身影响，所以选择专利申请数据来表征创新产出。取自然对数形式，数据为0的样本先加1再对数化。（3）企业绩效（OP_it）衡量了企业因创新活动而获得的收益情况。企业绩效指标的选取主要有财务指标与市场价值指标两种，包括市净率、主营业务利润率、人均销售额、托宾Q等。笔者认为企业创新活动多集中于主营业务领域，所以参考王许利和王周伟^[29]的研究，选择主营业务利润率表征企业绩效。

（1）政府补贴（GS_it-1）使用政府补贴占当年企业研发支出的比重来衡量。考虑到政府补贴可能存在滞后性，作滞后一期处理。（2）研究型创新投入（R_it-1）与开发型创新投入（D_it-1）参考企业会计准则中无形资产的规定以及翟淑萍和毕晓芳^[30]的方法，分别选择企业年报披露的研发支出费用化部分与资本化部分来表征，取滞后一期数据并加1后自然对数处理。（3）融资约束（FC_it）衡量了企业融资困难程度，融资约束程度高的企业可能更加依赖政府补贴。融资约束指标的测算方式主要有ZFC指数法、SA指数法、WW指数法、KZ指数法等。为了避免内生性干扰，本文选择SA指数法作为衡量指标。SA指数由Hadlock和Pierce^[31]在Kaplan和Zingales^[32]的基础上估算得到用于衡量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并在学界得到广泛应用。本文与鞠晓生等^[33]、刘莉亚等^[28]130的研究相一致，直接借鉴了其方法，选择SA指数来衡量融资约束，计算公式为SA=0.043×size²–0.737×size–0.04×age。其中，size为企业规模对数；age为企业上市年限。SA指数数值与企业所面临的融资困难程度呈正比。（4）不同性质的企业在创新投入、产出及企业绩效等方面都可能存在差异，企业性质（NE_it）根据国有或民营性质进行赋值，国有企业性质指标设为1，民营企业性质指标设为0。

为避免遗漏变量导致误差，模型中选取了企业规模（SIZE_it）、资产负债率（ALR_it）、主营业务收入（MBI_it）和企业年龄（AGE_it）作为控制变量。企业规模使用企业总资产对数形式，资产负债率为企业负债与总资产比值，主营业务收入为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取自然对数，企业年龄范围为企业成立至观测年度。

规模较大的企业在资源积累、资源获取能力、创新能力等方面有优势^[34]；资产负债率高说明企业偿还债务能力低，企业发展能力弱，意味着企业可能在创新活动投入方面受到限制^[35]；企业创新资金投入受到收入和利润的影响较大，因此销售利润率或主营业务收入会用来衡量企业资金充足程度，考虑到创新活动主要针对的是主营业务，所以选择主营业务收入为控制变量；不同年龄的企业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对创新活动的需求也有所差异^[36]。因此选择企业规模（SIZE_it）、资产负债率（ALR_it）、主营业务收入（MBI_it-1）和企业年龄（AGE_it）作为影响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以及企业绩效的控制变量。

由于军民融合产业统计数据体系尚未建立，各省市数据统计口径不一，在此参考湛泳和赵纯凯^[37]选取中国沪深两市中军民融合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并且考虑到军民融合政策实施时间较短，所以时间区间选择2014—2018年。本文所选军民融合上市公司均来源于WIND数据库中军民融合概念板块。创新投入、企业绩效、政府补贴、企业性质、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主营业务收入、企业年龄变量数据均来自WIND数据库以及各公司年报；创新产出数据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研究型创新投入与开发型创新投入数据分别取自企业年报中披露的研发支出费用化部分与资本化部分。在初始样本的基础上进行了以下整理：（1）剔除上市时间过短、数据存在异常的样本公司；（2）剔除带有ST和*ST标志的公司；（3）剔除研发费用与支出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样本公司92家，样本数460个。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1所示。

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在样本量足够的情况下，考虑了联立方程的内生性与系统性，相对于最小二乘估计（2SLS）、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具有更高有效性。方程膨胀因子（VIF）小于10，故排除多重共线性。使用Stata软件对模型1进行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回归，得到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所示，三个因变量——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创新投入在5%水平上显著正影响了企业创新产出，而创新产出又在1%水平上显著正影响了企业绩效。但在各阶段自变量的影响程度却有所不同。

企业R&D投入与创新产出显著正相关，创新产出也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表明创新投入的增长能够提高企业的专利申请数以及带动企业发展。中国军民融合产业并没有陷入创新发展困境，创新投入对创新产出呈现显著正效应，即能够带来创新专利数量的增长。创新产出在转化为企业绩效中也呈现出正效应。总体来看，创新活动的投入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着显著正相关性，从投入、产出到转化的创新链并没有出现问题。但是研究型与开发型两种创新活动投入产出效率是否相同，是否某一类创新活动出现了发展困境在模型1中没有体现，对此后文中进行了异质性讨论。

政府补贴能够显著地提高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表明政府补贴通过缓解企业资金压力提高了企业创新投入，进而推动企业创新产出并通过传导机制间接提高了企业绩效。在军民融合发展的初级阶段，企业会面临更高的技术研发风险和市场风险，投入大、回报慢是企业创新面临的主要困难。再加上市场对技术的了解程度低以及回报前景的担忧导致市场融资效率下降，而政府补贴的大力支持可以弥补这一不足。通过政府补贴释放出利好信号，降低了企业创新风险的同时提高了资本市场投资的积极性^[38]。假说H1得以验证。

回归结果显示，国有企业在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在企业绩效方面却不如民营企业。国有企业虽然在资金和规模等方面要优于民营企业，但在创新产出促进企业绩效方面却不如民营企业，意味着民营企业能够用更少的资源实现更大的收益，国有企业某种程度上存在资源利用效率低的问题。这一现象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1）军民融合产业涉及到军工领域面临着信息不对称，起步较晚等局限，所以国有企业作为产业支柱必然得到政府大力支持，再加上国有企业因有政府把控，破产风险相对较低，更容易得到信贷机构的青睐，自然在资金投入和创新产出方面要强于民营企业。（2）国有企业目的在于引导产业结构的升级，更多的是进行研究型创新活动，以弥补产业发展中的技术空白，导致技术转化率偏低。此外，国有企业体制庞大、管理复杂，在市场需求敏感度方面不如民营企业。而民营企业性质决定了其逐利的特点，在成果转化成利益方面有更大的激励作用。假说H3得以验证。

（1）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有显著负影响，但在企业绩效中影响不显著。军民融合企业由于保密性、高门槛以及市场前景不明，再加上研发风险高，难以得到资本市场中投资者的青睐。实证结果表明，融资约束确实降低了企业的创新投入与产出，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却不显著。（2）企业规模与创新投入显著正相关，但对创新产出、企业绩效的影响显著为负。这表明大企业虽然在创新活动资金方面具有优势，但内部管理却不如小企业，抑制了创新活动对创新产出及企业发展的带动作用。（3）主营业务收入对创新投入、创新产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资产负债率与创新投入显著负相关。这表明企业盈利水平和资本情况对创新活动影响较大，经营状况不好的企业很难有余力开展创新研究这类高风险活动。（4）年龄对企业绩效影响不显著，可见拥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即使成立时间较短仍然有较好的发展前景。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军民融合产业具备了高技术含量、高准入门槛、高资金投入的特征，企业在具备核心技术与资金充足的条件下能够得到快速发展，但在发展初期阻碍较大，所以政府的支持作用将发挥重要作用。

下面通过对模型2、模型3回归来分析创新异质性及其与政府补贴的交互项对军民融合企业创新的影响。创新异质性变量反映不同类型创新活动中创新投入的提高对创新产出、企业绩效的影响，交互项则说明政府通过补贴手段对不同类型创新活动的激励政策是否有效。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以看出，企业规模、融资约束、企业性质、主营业务利润率、企业年限等变量回归系数符号与模型1基础回归一致，无明显变化。而对企业创新活动异质性及政府补贴交互项的实证分析直观地展现了中国军民融合企业创新异质性所带来的影响差异。

研究型创新投入对军民融合创新产出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研究型创新投入对创新产出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进而对企业绩效也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型创新一般属于探索性，是为新知识和新技术的产生所进行的创新活动，它具有基础性、持续性等特点，可为后续新技术、新产品的进一步开发及市场化奠定基础，所以研究型创新产出一般还不能形成可盈利的技术和产品。开发型投入对军民融合创新产出的影响不显著。这表明开发型创新投入的增加并没有带来创新产出的提高。开发型创新是在研究型创新的基础上进行的，当企业认为某项新技术或新产品形成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就会进入开发型创新。军民融合的新技术或新产品涉及军、民两个市场，技术壁垒高，比一般的新技术或新产品具有更高的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面对这样的创新企业会更加谨慎，以免形成过高的沉没成本。因此，开发型投入强度不高，带来的创新产出也未见显著提高。

模型2中，研发型创新投入与政府补贴交互项的系数为0.026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验证了政府补贴是推进研究型创新的重要条件之一，说明中国政府推动研究型创新的举措是成功的，也验证了研究型创新需要得到政府支持这一结论。但模型3中开发型创新投入与政府补贴交互项的系数为−0.002，影响并不显著。说明创新活动的困境不是出现在创新投入阶段，而是出现在创新产出和成果转化阶段。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衔接难度大^[39]，市场前景不明确，再加上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问题得不到解决，长期如此导致了企业开发型创新能力较弱，企业对开发型创新活动会比较谨慎，避免因技术、产品搁置而影响现金流，以及投资者信任度下降、股价下跌、融资难度等负面影响。应该通过推动产学研结合，完善相关制度法规，构建协同创新体系等措施来提高创新成果转化效率^[40-41]。而政府补贴在解决开发型创新产出效果不显著的问题仍然存在，假说H2得到验证。

由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政府补贴、创新投入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关系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通过创新投入、政府补贴对企业绩效影响的总效应进行测算，不仅可以看出传导效果而且可以进一步考察各传导渠道的相对重要性，从而为政府补贴选择最佳引导路径。根据CDM模型回归结果，测算各传导渠道的效应如表4所示。

由表4所示，（1）创新投入主要通过创新产出对企业绩效产生的间接效应，总效应显著为正，验证了创新投入对企业发展具有正相关性。（2）研究型创新投入对企业绩效的效应要高于创新投入的整体水平，而开发型创新投入的效应影响要略低于整体水平。表明开发型创新更偏向于市场导向型，所以受到创新投入方面的影响效果有限。而研究型创新活动具有基础性、前瞻性特点，相较于市场导向，与政府引导作用更加密切，受到经费投入的影响效果要明显高于开发型创新活动。（3）政府补贴在研究型创新中能够起到促进作用，而在开发型创新中则产生了负向影响。同样验证了异质性分析中政府补贴在研究型创新活动中能起到较大影响作用，而在开发型创新活动中甚至起到负作用，影响效果较弱的结论。（4）政府补贴主要通过创新投入、创新产出环节对企业绩效产生间接正效应，并且以创新产出的间接效应为主。（5）通过分析两种类型创新投入以及政府补贴影响效应，得出政府补贴通过不同渠道对企业绩效影响效果从高到低次序为：研究型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开发型创新投入。

为提高研究的可靠性，本文采用替换关键变量的测度指标方式来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如下：

（1）创新投入变量。创新活动中技术人才发挥重要作用，并且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企业创新投入的强度，因此选择企业技术人员数量作为创新投入指标的替代变量，这里对技术人员数量加1后进行自然对数化处理。（2）创新产出变量。原模型中使用专利申请数量来表征创新产出，考虑到创新专利必须要通过授权才能用于生产经营，所以选择专利授权数量作为替代指标。从表5中的模型1稳健性检验，表6中模型2、模型3稳健性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所得结果与基准回归基本一致，表明本文研究结论成立，稳健性得到验证。

本文通过对政府补贴、创新异质性等影响军民融合创新发展的因素分析后发现，在军民融合创新发展中，通过政府补贴的方式能够对军民融合企业创新活动的投入以及产出产生积极影响。但从不同类型创新活动来看，政府补贴对研究型创新活动的激励效果较好，但对开发型创新活动则不够理想，这可能是技术壁垒、成果转化难度大等问题所致。此外，国有企业性质能够给企业带来良好的创新投入和产出，但民营企业在成果转化方面更具优势。综合来看，现阶段政府补贴通过不同渠道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研究型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开发型创新投入。针对这些问题，从供给与需求两端的激励作用，破除体制机制阻碍，整合产学研资源，提高政府补贴的利用效率等方面提出具体可操作的对策建议：

1. 完善创新活动阶段性补贴机制

在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军民融合创新活动需要政府通过财政的形式发挥引导作用。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政府补贴确实能够促进军民融合创新活动的发展，但在不同类型创新活动以及创新活动各个阶段的影响效果都有所不同，因此相关部门在制定政策时，不能采取大水漫灌式政策，而是根据产业发展形势以及企业真实需求，针对性地出台有关措施，保证资源的合理配置。例如，针对开展研究型创新活动企业时，政府可以在投入阶段提供帮助，通过税收返还、专项补贴、奖励金等方式加大补贴力度，降低企业创新风险；而当针对开展开发型创新活动企业时，则应当通过刺激市场的政策从产业链下游进行补贴，通过消费补贴、生产补贴等措施扩大相关产品市场需求，从而形成良性循环，提高企业创新积极性。

2. 促进创新成果转化效率提高

开发型创新活动并没有显著提高中国军民融合企业绩效，政府支持也没有起到显著正效果。这表明开发型创新活动在产出与成果转化为企业绩效阶段存在问题，盲目提高创新投入很难产生相对应的收益。从开发型创新活动的性质来看，较短的开发周期、较强的应用性，表明其与市场结合更为紧密。但军民融合技术转化难度较大，如何在满足军、民双方需求的前提下，又能达到成本上1+1<2的效果是产品能否走向市场的关键。因此需要重点提高技术的产出与转化落地的效率。首先，进一步加强技术交流合作，构建产学研合作机制，允许研究机构通过技术入股，提高创新孵化积极性与效率。其次，要从需求端进行引导，通过政府采购、购买补贴、税收减免等方式扩大市场对军民融合产品的需求量，提高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再次，构建军民产品需求对接平台，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负面影响，引导军民融合企业与需求方直接对接，促进产品的多样性和特殊化发展。

3. 深化军民融合企业改革，破除企业性质壁垒

国有企业在中国军民融合产业发展中扮演着中流砥柱、“破冰”的关键作用，但民营企业的参与和壮大才是军民融合深化发展的重要体现。所以应当促进多种性质企业的共同发展，避免出现军、民发展不均衡现象。首先，营造公平环境，平等对待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因为军民融合的特殊性，国有企业具有信息壁垒较弱、保密制度完善的特点，并且在军民两用技术对接上会有一定的优势，而在企业活力、市场机会的把握等方面则不如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应当通过市场化改革建立健全公司治理、绩效考核与激励机制，在保持自身优势的前提下吸收民企的优秀管理经验与制度，提升创新能力和企业绩效。其次，政府也要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避免资源过度向国企倾斜。从政策、信贷机制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对民企创新的支持力度，降低创新风险和成本。再次，还可以通过战略性重组、企业改革以及资产证券化等方式对不同类型企业进行融合，充分利用国有企业在创新投入产出方面的优势和民营企业在创新成果转化方面的优势，积极推动军民融合能力和水平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