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要求妨害原则是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和巡回法院自20世纪末逐渐发展而来的概念。有两种表述很具代表性：“如果等同原则的适用会妨害权利要求的限定作用，那么就没有侵权”^①“如果等同原则的适用使得权利要求中技术特征的限定作用无效，无论被控侵权产品与权利要求中相应的技术特征是否实质上等同，都应排除等同原则下的侵权认定。”^②即一旦适用等同原则进行侵权判定会使得权利要求中技术特征的限定无效，那么就不能适用等同原则。以布莱科姆公司诉欧文斯-伊利诺斯公司案（Van Blarcom Closures, Inc. v. Owens-Illinois, Inc.）为例，可有助于更清楚地理解该原则。该案中，布莱科姆公司所属专利（US5579934）涉及一种用于容器（如药瓶）的可转换的防护盖，该防护盖由连锁同轴的（interlocking）内盖和外盖组成，内盖和外盖均由上盖壁和侧壁组成，内盖的内表面具有螺纹，使得可转换盖整体与容器或药瓶旋转结合，内盖的外表面具有一个儿童抵抗区域，所述区域由多个突出的角基台（angular abutments）组成，从儿童抵抗区向下延伸的侧壁是由一排滚花或脊组成的非儿童抵抗区；外盖与内盖的结构类似。当可转换的防护盖在儿童抵抗模式时，使用者对防护盖施加向下的力并扭动防护盖，内盖和外盖突出的角基台会啮合，内外盖合二为一，被整体打开。但如果仅施加扭力，缺少向下的压力时，由于内外盖不能啮合为整体，此时，内盖不能被打开，外盖仅能被旋转。当可转换的防护盖在非儿童抵抗模式时，内盖和外盖上的滚花将内盖和外盖锁定为一个整体，防护盖可以被轻易地打开。这种结构的防护盖可以根据客户的实际需要，方便地转换为儿童防护模式和非儿童防护模式（主要针对由于关节炎等疾病造成的手部力量不足的成年人）。欧文斯-伊利诺斯公司生产的防护盖（被控侵权产品）与专利的区别在于其外盖上的角基台位于上盖壁上（专利是在外盖的侧壁上）。美国联邦纽约东区地方法院认为，涉案专利结构简单，限定清楚，在上盖壁上的角基台和侧壁上的角基台并不是细微的程度上的差别，而是种类上的差别，如果适用等同原则，会使得权利要求中的该特征的限定作用无效，被控侵权产品未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③。

权利要求妨害原则的产生与等同原则息息相关。等同原则起源于怀南斯诉登米德案（Winans v. Denmead）。在该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如果被控侵权产品以与专利产品实质上相同的方式达到实质性相同的效果，被控侵权产品即使未字面侵权，也有可能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④。这一逻辑在联合纸包机械公司诉墨菲案（Union Paper-Bag Mach. Co. v. Murphy）中得到了进一步阐述^⑤。对等同侵权原则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格拉弗汤克&制造公司诉林德空气产品公司案（Graver Tank & Mfg. Co. v. Linde Air Prods. Co.）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进一步认为严格遵守字面侵权原则，会让细微的非实质性差异的肆无忌惮的抄袭（unscrupulous copyist）逃脱侵权认定，在此基础上认定含有钙和锰的焊剂落入了权利要求的含有钙和镁的焊剂的保护范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该案的判决中对法庭如何适用等同原则表述道：法庭还应考虑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是否合理地知晓某一成分的可替换性^⑥。此后，等同侵权在美国被广泛适用。但这并不意味着等同原则的适用是信马由缰的，相反，等同原则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各种各样的限制，尤其是权利要求的限定作用。在美国旋翼飞机公司诉美国政府案（Autogiro Co. of Am. v. United States）中，法院明确表达了等同原则受到禁止反言的限制，且等同原则的适用不能损害专利局（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USPTO）授权的权利要求的限定作用^⑦。1997年，美国最高法院通过华纳-詹金森案（Warner-Jenkinson）对等同原则进行了反思，同时表达了对等同原则的肯定和担忧，一方面认可等同原则保护专利权人利益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担忧等同原则获得了自己的生命，脱离了权利要求的约束，广泛适用会背离专利法关于权利要求公示效能的规定^⑧。基于这种担忧，全面覆盖原则（all elements rule）被引入等同判断^⑨。在该案判决的脚注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一段表述：如果证据表明理性的陪审团不能确定两个要素是等同的，地区法院有义务给出部分或完整的简易判决。如果一些法院由于对争议技术问题不熟悉，而不愿意给出部分或完整的简易判决，我们相信联邦巡回法院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对等同原则适用时的各种法律限制，应由法院根据部分简易判决的预审动议或在证据开示结束和陪审团裁决后，作为法律问题判决的动议确定。因此，在案件的特定事实下，如果禁止反言或等同理论的适用使得权利要求中特定的技术特征完全无效，应该由法院作出部分或完整判决，而无需陪审团再进行任何事实判断^⑩。

这段表述成为权利要求妨害原则的理论渊源，但有学者认为，这段表述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于全面覆盖原则的再次表述，并未为权利要求妨害原则提供任何理论土壤，联邦巡回法院在此基础上发展和总结出的权利要求妨害原则是对全面覆盖原则的误读和误用^[2]。美国联邦巡回法院和联邦最高法院均认为，权利要求妨害原则的适用是一个法律问题而非事实问题，因此是否适用权利要求妨害原则由法官而非陪审团决定。但在等同侵权判定的过程中，是否构成等同是事实问题，由陪审团决定^⑪。换而言之，在诉讼过程中，一旦法庭决定适用权利要求妨害原则，等同原则的适用将被全面放弃，不会再针对被控侵权产品中与权利要求中相应的技术特征进行“功能-方式-效果”的三等同进行事实判断，也不会进行“非实质性变化”的事实判断，是对等同原则适用的彻底否定。从本质而言，权利要求妨害原则是法院期望对等同原则进行限制，这种限制反映了法院允许等同原则侵蚀权利要求公示效能的程度^⑫。

美国联邦巡回法院一再阐明权利要求妨害原则不是设置在等同之前的门槛（threshold），也不是等同原则的例外^⑬，但如果被告提出权利要求妨害原则简易判决的动议，法院须确定是否准许动议，一旦获准，法官会将其作为法律问题进行判断，陪审团将不会进行是否等同的事实判断，这使得权利要求妨害原则事实上成为是否适用等同原则的门槛。

权利要求妨害原则植根于等同侵权判定过程中的全面覆盖原则，全面覆盖原则强调，权利要求记载的每一个技术特征对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均具有限定作用，在适用等同原则时不能忽略任何一个技术特征的限定作用。权利要求的公示效能为全面覆盖原则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防止漫无边际地适用等同原则，使社会公众无法预先判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挤压创新空间。权利要求妨害原则的核心功能同样在于维护权利要求的公示效能，防止在适用等同原则时，消弱甚至消除权利要求中技术特征的限定作用，使得社会公众在权利要求面前无所适从。权利要求妨害原则和全面覆盖原则同为对等同原则的限制，两者的关系既并存又从属。前者强调何种情况下，不可适用等同原则，而后者强调适用等同原则时应遵守的规则，该两个原则从正反两方面对等同原则的适用提出限制，是并存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由于全面覆盖原则强调权利要求中每个技术特征对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均具有限定作用，权利要求妨害原则才有适用的空间和基础，因此，从此意义而言，权利要求妨害原则从属于全面覆盖原则。

特意排除规则（specific exclusion）同样是美国在司法实践中形成的对等同原则进行限制的规则，与权利要求妨害原则相关且类似：权利人在撰写专利申请文件时有意或被推定从权利要求中特意排除（推定有意）的技术方案或技术特征，在专利侵权判定时，权利人不可以将特意排除的技术方案或技术特征通过等同的方式重新纳入到专利权的保护范围^⑭。特意排除规则与权利要求妨害原则一样，也是作为法律问题交由法官判断，陪审团不对此进行判断，一旦认定技术方案或技术特征从权利要求被特意排除，就不会再进行等同的判断，进而得出不侵权的结论。其容易与权利要求妨害原则混淆的原因在于，两者背后的法理一致：强调权利要求的公示效能，换而言之，如果存有特意排除的情形，而仍然通过等同的方式将排除的技术特征重新纳入到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同样会产生权利要求妨害的实质效果。中国没有将特意排除规则形成为法律条文，但在司法解释中有明确的实质性规定^⑮。中国采用的是将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结合起来考虑的有意的特意排除规则，与本文讨论的权利要求妨害原则并不相同。

权利要求妨害原则被美国部分法官采用，非广泛适用。Daniel 和Donald^[2]通过案例梳理，根据地区法院和联邦巡回法院对该规则适用的严苛程度，判决结果的可预测性等，将该规则的适用方式分为四种。

该规则的含义是，权利要求中的每一个词对权利要求均具有限定作用，这种限定作用在被控侵权产品中必需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再现，被控侵权产品才能被判定侵权^⑯。美国联邦巡回法院劳里（Lourie）法官在爱惜康内镜外科公司诉美国外科公司案（Ethicon Endo-Surgery, Inc. v. United States Surgical Corp.）中适用了该规则。在该案中，原告持有US RE34519号专利（该专利为US4892244号专利的再颁专利），该专利涉及一种用于线性创口的外科手术缝合器的锁定装置，外科手术缝合器通过该锁定装置可以防止废钉仓的重新装载和使用。装有缝合钉的缝合钉仓内置于缝合器的前端，该缝合钉盒中有一个或多个纵向的槽，所述槽能可滑动地接收一个或多个阻挡件，锁定装置与纵向槽连接并防止阻挡件沿纵向槽滑动超过一次（权利要求6）。美国外科公司（United States Surgical Corp）生产的被控侵权缝合器锁定装置位于一次性加载单元（Disposable Loading Unit, DLU）的远端，其与缝合器前段的缝合钉仓内的纵向槽很远。该案初审法院俄亥俄州南区联邦地方法院认为，如果在此情况下适用等同原则，意味着法庭忽略了权利要求6中的“所述锁定装置连接至纵向槽“这一技术特征的限定作用，因此做出简易判决，判决侵权不成立。联邦巡回法院的劳里（Lourie）法官支持这一判决^⑰。此后，联邦巡回法院在一系列案件中均适用这一标准，在这些案件中，联邦巡回法院完全排除等同原则的适用^⑱。

该规则是的含义是，如果等同物已经被排除在权利要求字面保护范围之外，此时适用等同原则会妨害技术特征的限定作用，换而言之，会使得权利要求中技术特征的限定作用无效^⑲。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米歇尔（Michel）法官在运动替代公司诉普林斯制造公司案（Athletic Alternatives, Inc. v. Prince Manufacturing, Inc.）中适用了该规则^⑳。在该案中，运动替代公司持有一项网球拍的专利，该网球拍中的线经不同的点安装于网球拍框架上，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特别限定每根线距离网球拍框中心线的距离为特定的值di，所述di介于特定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地区法院和联邦巡回法院解释权利要求后，认为涉案权利要求中的网球拍线至少有三个安装位置：最大、最小和介于两者之间。而被控侵权的普林斯制造公司的网球拍中的线的排布方式决定了其只有两个看起来不同的位置，因此，被控侵权产品未落入专利权的字面保护范围。联邦巡回法院在考虑是否适用等同原则进行侵权判定时，米歇尔（Michel）法官认为不能将已经被字面保护范围排除的等同物重新通过等同原则再次纳入到专利权的保护范围。联邦巡回法院在美国摩尔公司诉标准注册公司案（Moore U.S.A., Inc. v. Standard Register Co.）等案中适用了该规则^㉑。该规则主要用于涉及数值的权利要求。

该规则的含义是，如果等同原则的适用使得对权利要求中技术特征的解读宽泛到该技术特征已经没有了限定作用时，不可适用等同原则^㉒。阿契尔（Archer）法官在特龙佐诉邦美公司（Tronzo v. Biomet,Inc）案，加亚尔萨（Gajarsa）法官在贝尔大西洋网络服务公司诉科瓦德通信集团公司案（Bell Atlantic Network Services, Inc. v. Covad Communications Group, Inc.）中适用了该规则^㉓。

该规则的含义是，由于权利要求中技术特征限定的重要作用，偏离技术特

征的字面含义,将会使得技术特征的限定作用无效^㉔。克诺普科公司诉五月百货公司案（Conopco, Inc.v. May Department Stores Co.）适用了这一规则^㉕。

规则（一）（二）在美国较有影响力，而规则（三）（四）的定义过于模糊，并没有被广泛采纳和适用。如同其他任何规则在具体专利案件中的适用一样，权利要求妨害原则的适用同样需要考虑具体案情。从操作性的角度来考虑，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和巡回法院在具体案件中适用权利要求妨害原则时，通常会考虑的因素包括：

1.权利要求限定的产品（或方法）的复杂程度，如果结构或方法相对简单，能够通过语言进行精确描述，在专利侵权判定过程中，一些法官倾向于适用权利要求妨害原则。赛奇公司诉德温公司案（Sage Products v.Devon Industires）中，原告赛奇公司持有US4779728和US4375849两项专利，均涉及医疗废物处理容器，其允许使用者存放危险的医疗废物而不接触已经存在于容器中的废物。根据权利要求1的限定，处理容器包括容器主体，容器主体在其顶部（at the top of the container body）具有细长槽，具有第一收缩部和互补的第二收缩部的屏障限制了进入容器主体内部的通路，第一收缩部在槽的上方延展，第二收缩部在槽的下方延展。被告德温公司生产的处理容器的细长槽位于容器顶部，第一收缩部和第二收缩部均位于槽的下方。联邦地区法院认为“容器主体在其顶部具有细长槽”限定了物体进入主体的通道位于主体的最上方，而被控侵权产品中，由于第一、第二收缩部均位于主体内，即物体进入主体的通路位于主体内，如果适用等同原则，会妨害权利要求的限定作用，简易判决侵权不成立，联邦巡回法院支持该判决^㉖。这一思路在亚士帝技术公司诉美国全国铁路客运公司案（Asyst Techs., Inc. v. Emtrak, Inc.）、环&小齿轮服务公司诉阿尔伯有限公司案（Ring & Pinion Service Inc. v.Arb corpration Ltd.）等案中得到了进一步体现^㉗。

2. 权利要求限定的具体程度，即权利要求中的措辞越具体清楚，专利权人在随后的专利侵权判定过程中通过等同的方式扩大专利权保护范围的可能性就越小，权利要求妨害原则的适用可能性越大。雷蒙德特龙佐公司诉邦美公司案中，原告雷蒙德特龙佐公司所属专利US4743262涉及一种人工髋关节，权利要求2、权利要求10限定了人工髋关节的髋臼整体上呈圆锥形（a generally conical outer surface），邦美公司生产的被控侵权髋关节，髋臼为半圆形，一审法院美国联邦佛罗里达州南区地方法院，采用等同原则判定侵权成立，美国联邦巡回法院推翻了这一判决，认为如果适用等同原则，会妨害权利要求中关于髋臼形状的具体限定^㉘。

3.可预见性，如果权利人应该事先预见权利要求中精确的用语对保护范围的限定作用，那么等同的适用就可能被事先排除，换而言之，权利要求妨害原则适用的可能性就更大。在弗里德曼公司诉美国座椅公司和高科技座椅产品公司案（Freedman Seating Company v.American Seating Company and Hi-Tech Seating Products, Inc）中，原告所属专利 US5492389涉及一种可用于公共交通工具的可折叠的椅子，如车辆需要额外空间（如坐轮椅的乘客上车时），将椅背折向底座，再在椅面水平展开位置解锁底座，将椅面升至垂直收起位置，并锁定在那里。为了避免折叠时椅子腿带来的不便，原告专利中涉及的椅子在靠近走廊端并没有安装椅腿（道腿），整个底座采用了悬臂结构，以便于底座的旋转固定等，其中关于椅子的支撑件，权利要求1限定了“……支撑构件用于在所述展开位置支撑所述座椅底座，包括可移动地安装到所述座椅底座的可动端 ……”。库斯托姆菲特（Kustom Fit）制造，美国座椅公司（American Seating Company）销售的可收起座椅（水平折叠座椅, Horizon EZ Fold）与原告涉案专利中的椅子非常类似，区别在于，它的支撑件可动端不是可移动地安装到座椅底座，而是可旋转地安装到座椅底座。一审法院美国联邦加尼福尼亚州中区地方法院根据等同原则，判决侵权成立，但联邦巡回法院认为，由于涉案产品结构较为简单，权利人在申请时应该预见到“可旋转的”和“可移动的”是可以互换的，但权利人在权利要求中限定了“可移动的”，在此情况下，如果适用等同原则会妨害该特征对权利要求的限定作用，并因此推翻了一审判决，判定侵权不成立^㉙。但这一逻辑在类似案情的国际整流公司诉IXYS公司案（International Rectifier Corporation v. IXYS Corporation）中并没有被体现^㉚。

4. 专利与被控侵权物之间的差异是质的差异还是量的差异，如果是质的差异，权利要求妨害原则适用的可能性就更大。在美国摩尔公司诉标准注册公司案（Moore U.S.A., Inc. v. Standard Register Co.,）中，原告美国摩尔公司所属的US5201464号专利，涉及一种特殊结构的信封，该信封上有与信封纵向边缘平行的多个黏合剂胶条，其中第一胶条超过纵向边缘长度的大部分（majority），而被告标准注册公司生产的信封的胶条与纵向边缘长度的比为47.8%，联邦巡回法院的米歇尔（Michel）法官认为，47.8%对应的词是少部分（minority），其与大部分（majority）是相反的（antithesis），在此情况下进行等同的判断，会损害权利要求中技术特征的限定作用，因此适用权利要求妨害原则，侵权不成立^㉛。

即使有了上述诸多的考虑因素，仍不可否认的是，权利要求妨害原则在美国法院的适用仍然是难以预测的。按照前述案子的逻辑，似乎与权利要求技术特征不同都会导致权利要求妨害原则的适用，但从联邦巡回法院在杰出仪器公司诉先导技术公司案（Brilliant Instruments,Inc. v. GuideTech, LLC）中的表述，“不能仅仅因为权利要求中的某一技术特征在被控侵权产品或方法中缺失，就可以适用权利要求妨害原则”，又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㉜。联邦巡回法院在阿克苏诺贝尔涂料有限公司诉陶氏化学公司案（Akzo Nobel Coating,Inc.v.Dow Chemical Company）中的表述，“权利要求中每个技术特征等同的范围是不同的，许多限定的技术特征只能获得很小的等同范围”，使得权利要求妨害原则的内涵变得更加模糊^㉝。

有学者认为，权利要求妨害原则引入中国的专利立法或司法实践会对中国的专利制度有积极作用^[3]㉞，但应慎重考虑该原则的中国法移植。

权利要求妨害原则是在等同原则，尤其是在全面覆盖原则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该原则的目的是限制等同原则的适用，而非否定等同原则。回顾美国在司法实践中对权利要求妨害原则的适用，不难发现，权利要求妨害原则只是字面侵权原则的再次演绎和表述：在劳里规则中，被控侵权产品需要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再现权利要求中的每一个词语；适用米歇尔规则的法官同样强调权利要求的字面含义；在无限定作用规则中，“技术特征的解读宽泛到该技术特征已经没有限定作用”最后的落脚点同样是忠于权利要求中技术特征的字面；技术特征限定重要规则更是明确表达，偏离技术特征的字面含义会使得技术特征的限定作用无效，这对等同原则的拒绝毫无回旋余地。这四个规则背后共同的逻辑均是，偏离权利要求中技术特征的字面含义会使得技术特征的限定作用无效，没有等同适用的空间和可能。即使是一直排斥等同原则适用的英国专利制度^㉟，对于与权利要求有字面区别的被控侵权物，也会采用目的解释论来判断是否落入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而等同原则适用的前提正是被控侵权产品与权利要求的字面含义存有差异，因此，权利要求妨害原则不是对等同原则的限制，是对等同原则的彻底否定，是对严格字面侵权的回归。

诚如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原首席法官雷德（Rader）法官在奈斯特龙诉特雷克斯公司案（Nystrom v. Trex Co.）的附加意见中所言：等同原则的适用前提是被控侵权物缺失了权利要求中的技术特征，以此为起点，当这种区别是非实质性时，等同原则允许进行侵权认定；而权利要求妨害原则在同样的起点开始，却完全排除了侵权认定，原因在于这种区别是权利要求的明确限定，只要有区别就是实质性的区别。全面覆盖原则的过度扩张使用，即权利要求妨害原则，会将等同原则完全吞食，其是字面侵权的重新表述和分析^㊱。

专利侵权判定过程中关于等同的认定，由于涉及到技术实质、发明构思、创新空间、权利要求公示效能、权利人的激励等一系列专利法中最艰深的问题，一直是专利司法领域对理论界诉求最多的领域之一。无论是美国的“三等同”规则或“可替换性/可预见性/非实质性区别”规则，还是中国的“三等同+显而易见性”规则都仅仅是对法官判断是否等同的一种指引，并不能为千变万化的案件提供标准答案。不能提供标准答案的法律在生活中比比皆是，而非专利法的特殊之处。著作权法中的实质性相似、商标法中的混淆、反不正当竞争中行为正当性的判断、反垄断法中关于垄断地位的界定等无不如此，但在前述任何一个领域都很难想象出一个类似于权利要求妨害原则的原则：以植根于某原则的方式来全面否定该原则。

法律面对技术时的困惑不能通过无视技术的方式解决。如果法律的实施能够做到三段论的精准性，没有任何弹性和留白，法律不一定是完美的，而应反思法律是否从实质上反映了现实社会对法的诉求和法对经济生活的推动作用。法律缺乏弹性,不能根据具体事件而有所变通，在特定情况下是有害的^[4]117，但并不意味着法律不可预期。某个原则本身是法律，是因为存在着一种预期力量或可信度，人们相信这个原则能够在司法审判中得到遵循^[5]53-54。权利要求妨害原则的适用前提和适用过程中的不可预期性以及逻辑上的难以自洽性，决定了其缺乏这种预期的力量和可信度，也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原则。也正因为此，该原则在美国本土也饱受诟病^[6]。

权利要求妨害原则是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发展出的一项原则。在Warner-Jenkinson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关于权利要求限定作用弱化的担忧部分来源于对陪审团“暗箱操作”的担忧，即等同侵权判定过程中，技术特征之间是否等同是一个事实问题，由陪审团决定，而陪审团在面临复杂的技术问题时往往会很茫然。美国联邦巡回法院从最高法院的担忧创造出了一个新的原则：权利要求妨害原则。该政策在当时的美国或许有可取之处，彼时美国正在经历专利过度授权、权利过度扩张、亲专利权人的浪潮，但该原则在中国是否有生根发芽的土壤是由国情决定的。知识产权规则不同于政治性和民族性较强的法律规则，它更多地属于重要的经贸规则和现代市场规则，这决定了对于规则的引进必需立足于中国国情^[7]89。

首先，中国作为大陆法系国家，并没有陪审团制度，在专利侵权判定过程中，也不会将侵权判定过程分为事实判断和法律判断两部分，权利要求的解释和被控侵权物与权利要求的比对均由合议庭完成，在中国的司法语境下，并不需要担忧陪审团的“暗箱操作”。

其次，中国的专利申请量虽然已经连续七年排名世界第一，繁荣的数字在以严谨、实际著称的经济学面前往往会现出原形，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WIPO）发布的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中国知识产权收入在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仅为0.1%^[8]。庞大的专利权数字对应的所谓专利技术有多少能够真正进入市场是值得深思和研究的问题。和市场相关的专利权方有侵权之虞，才需要司法资源对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进行再判断。无论是实务界还是理论界，对于专利侵权判定过程中采用“字面+等同”方式来判断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早已形成共识，也为中国现行司法解释所肯定。而权利要求妨害原则是最严格意义的字面侵权原则的翻版，对那些能够进入市场的为数不多的专利权采用严格字面意义上的保护，是对等同侵权的纵容，让侵权者饱尝专利果实而无侵权之忧，这与当前鼓励创新创造，着力依靠技术进步进行产业升级的时代背景显然格格不入。同时，如果适用权利要求妨害原则，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相对统一（字面+等同）的专利侵权认定规则会面临新的不确定性，更可能将专利制度鼓励创新的作用演变成围绕权利要求进行的文字游戏，与专利制度的目标渐行渐远。

2018年10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专利等知识产权案件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决定》：涉及专利的民事、行政上诉案件，专利民事、行政一审案件适用审判监督程序的由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该规定的目的和愿景之一就是为了统一专利案件的裁判标准。权利要求妨害原则在逻辑上的难以自洽、适用上的混乱与中国当前专利制度的顶层设计和司法政策也是背道而驰的。可预见性是法治的基本要求^[7]105。

技术和经济的良性循环互动使得美国在多技术领域引领全球，美国的专利制度在这一循环互动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9]。因此，美国专利制度中适用的规则、政策往往被效仿和学习，在理念中容易将“美国规则”等同于“先进规则”“正确规则”。美国自1790年实施第一部专利法以来，两个多世纪的发展使得美国的专利制度日臻精细和完善，新中国自1985年实施专利制度不过33年，专利制度略显稚嫩，如同自然界的生物，稚嫩个体在面对成熟个体时，总是有天生的胆怯和敬畏。此外，中国在入世谈判等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极力将本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和规则移植入中国^[10]，中国专利制度中的很多规则和原则直接从美国移植而来，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外力推动下，中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建立起了与当时的国力和经济实力不太相称的先进的知识产权制度，创立了一系列符合主要国际条约标准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11]。在此背景下，更容易将美国的规则轻易地等同于“教科书”。

在贸易战中，美国指责中国不尊重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但这种指责的实质不是具体的保护标准和行动，而是借指责中国“窃取”技术之名，意图达到抑制中国科技发展之实^[12]。以专利制度为例，美国直到1836年仍然没有专利审查机构，此时距第一部专利法实施已经过去了46年，而中国的专利审查机构与专利法是同步建立的。当前中国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科技、经济水平仍存有差距，但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已经有了长足进步和发展，中国经济发展处于至关重要的转型期，技术应该作为最重要的资源推动经济发展^[13]，技术进步不仅植根于研发，也植根于法律制度对于研发活动的促进与技术成果的保护，更与整个国家的创新环境有密切关联^[14]。时至今日，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当面临国外的新规则时，首先考虑的因素应是该规则是否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中国法律的制度目标，再决定取舍，而不能因为某个规则来源于发达国家，就当然认为其有先进性，可以借鉴学习，这也是制度自信的表现。任何法律规则的演变都是在一国语境下的缓慢演变^[15]，法律上的“拿来主义”要慎之又慎。权利要求妨害原则是字面侵权的再次严苛表述，是对等同原则的全面否定，会打破由字面侵权和等同侵权共同构建出的相对平衡的专利权保护范围，与中国当前所处的国际环境和科技、经济发展阶段不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