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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中,积累了“十个坚持”的宝贵历史经验,坚持独立自主是重要经验之一。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独立自主开拓前进的道路,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推动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独立自主在中国共产党取得重大历史成就的百年历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期,必然需要赓续中国共产党始终如一坚持独立自主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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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自主”是一个现代合成词,分别由“独立”和“自主”两组词组合而成。在《辞海》中,“独立”有“不依赖外力,不受外界束缚”[1]1879的意思;“自主”是指自己作主,不受别人支配[1]4336。“独立”和“自主”的本身词义似近乎相通,“独立自主”通常可理解为不依赖别人,靠自己作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立”也与国家或政权相关联,因而“独立”也有“国家、民族或政权不受外族统治、支配”[2]这层意思。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实际是指:“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3]中国共产党对独立自主的这种解释是与中华民族文化中蕴含的独立自主的精神基因,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独立自主的相关论断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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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自主作为现代合成词,其内涵一直寓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中,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独立自主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嬗变的历史脉络中衍生出两条主要内涵。
首先,对作为个体的人“不随众依赖,却自立自主”的秉性修辞。先秦时期,中国古代思想家多把“独立”看成是一种高尚的人生品格,是君子立世之追求。它是孔子眼中的“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4]的独立品性;是老子“道”中“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5]的超凡脱俗。南宋以来,具有与“自主”同义的“自立”开始成为文人墨客的追求。“心学”代表者陆九渊提出“自立自重”[6]66“收拾精神,自作主宰”[6]61的自主精神。晚清以后,这种“自立”的词源内涵随着时代的变化成了对国民素质的一种期盼。康有为认为“不求于己而求于人者,未有能自立者也;不善所以自立,而依附人以自立,非惟不能自立,可耻莫大焉”[7]。这是家国没落后知识分子急欲拯救国家而发于内心的真诚感慨。
其次,指对国家、民族和政权支配的排他性。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独立”也指国家、民族和政权的独立。如 “百里之国足以独立矣”[8]78“是国未能独立也”[8]107,即是强调保持国家的独立存在性。近代以来,处在唤醒民智救亡图存的危境下,“独立”的内涵与国家独立和民族命运发生更为紧密的关联。这在梁启超的《独立论》和《论独立》中有着更为直观的表达。梁启超首先对“独立”做出概念性解释:“独立者何?不藉他力之扶助,而屹然自立于世界者也。”[9]其次,他在《论独立》中提出“国能保其独立之威严,必其国民先富于独立之性质”[10]1080的观点,发出以“奋独立之精神,蓄独立之能力”[10]1082使国家保持长久独立的呐喊。近代这种独立自主的词源内涵对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具有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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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独立自主的相关论断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重要思想来源。马克思早在1843年写的《〈莱比锡总汇报〉的查禁和〈科隆日报〉》中,便提出报刊要独立自主地各向一面发展,创造独立性的“好的”人民报刊[11]。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对独立自主的适用领域逐渐扩展到两个主要层面。
首先,无产阶级要保持独立自主性。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独立自主应是无产阶级的基本属性。1868年9月,全德工人代表大会通过拉萨尔派的工会章程中关于建立集中制的组织,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德国的工人从小就饱受官僚主义的毒害,容易迷信权威和上级机关,集中制的组织不适合德国目前情况,德国工人阶级首要的是“应当培养他们的独立自主精神”[12]。在实现“联合的目的”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工人政党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治,绝不能成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而“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13],各地区的“工人用他们自己的方法”[14]683去完成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任务,至于以哪种斗争方式进行政治运动“应当由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选择。”[14]683其次,国际联合中国家和民族要保持独立自主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际无产阶级联合的实现,“只有当每个民族自己完全当家作主的时候才能实现。”[15]395在没有实现民族独立之前,不可能使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15]3971893年8月12日,恩格斯在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闭幕词中,肯定“各国无产阶级以独立自主的形式组织起来”[16]是增强国际联合力量的重要保证,这里反映一个重要事实就是无产阶级联合中的独立自主性。
列宁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现实的第一人,并结合俄国的实际进行独立自主的创造性发展。列宁关于独立自主的论断,集中表现在独立自主地领导俄国人民进行夺取俄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和探索社会主义的全过程。列宁把社会主义运动的独立自主性看成如生存权一样重要。早在《怎么办?》中,列宁就批判资产阶级民主派对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意识的腐蚀,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派否认社会主义运动的独立自主权,从而也就否定它的生存权”[17]。列宁关于社会民主党与农民阶级的“联盟”的问题,为了排除资产阶级自由派对农民的拉拢和影响,真正实现“联盟”,特别强调对农民阶级的领导,进而提出“无产阶级只有执行革命先锋队的绝对独立自主的政策,才能使农民与自由派断绝关系”[18]。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列宁认为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策略要在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在某些细节上要根据不同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实际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19]。在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独立自主探索符合俄国实际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20]35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应是构成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基本内核。独立自主精神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独立自主论断之间的同频共振,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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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经验的实践基础是基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的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践活动。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形成于革命时期,巩固于建设时期,坚持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全过程。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思想自觉一经养成,便始终如一地坚持下来。对独立自主的实践诠释,实际上说明独立自主这条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道路的实践中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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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独立自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不知到知的过程。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原则的形成期。建党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共产国际是一个高度集中的组织,对国际决议“有强迫加入国际共产党之各党一律遵行的权力”[21]。大革命时期,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统治下,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过度依赖国民党,没有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和主动权。毛泽东认为1927年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的“不是什么‘意见’,而是干脆发的命令,中国共产党显然甚至无权不接受”[22]。出于对共产国际权威的盲从,处在幼年时期的党还没有足够自觉地意识到独立自主的重要性。
大革命失败后,曾有三次“左”倾思想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集中表现为“思想都不符合于客观的全面的实际情况”[23],没有坚持独立自主地从中国实际出发,或是把苏联经验神圣化,或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教条化。直到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24]。这从反面论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要靠中国人自己,更“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25]。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一次革命性的尝试。大革命失败前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具有独立自主思考中国革命问题的意识。通过《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文,先后“建立了工农联盟的基础,建立了党与农民的关系”[26];提出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与根据地建设联系起来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批判党内存在的不在游击区建立红色政权的错误观念,以及否定不符合中国实际的“城市中心论”;初步构建理论层面上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雏形,打开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思想阀门和自觉性意识。在武装夺取政权的实践上,党领导举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其他许多地区起义,虽然这些起义大都失败,但却是党领导军民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尝试。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首先需要在农村建立稳固的革命根据地,发展农民武装。毛泽东领导军民创建井冈山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后,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党领导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等根据地,在农村积蓄革命的武装力量。
全面抗战时期,当国共再度实现合作时中国共产党很自觉地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性。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地进行游击战争、开辟广大敌后战场,建立晋察冀、晋冀豫、晋西南、山东、华中等抗日根据地。这些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壮大了党在农村的武装力量,为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实现由农村逐步包围城市,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力量奠定坚实基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的艰苦探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体现。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靠“独立自主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办事”[27]262才取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打开独立自主思想自觉的阀门和坚持独立自主实践的初步尝试,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形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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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坚持独立自主,完成对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创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巩固期。
1949年6月,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上就提出“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28]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由于没有建设和管理国家的经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几乎照搬苏联模式,这在当时不仅是必要而且是必须的。不可否认,在具体改造的方式上,中国共产党坚持以渐进式的、说服教育和非暴力的方式,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的社会主义改造方法,“与列宁和斯大林所要求的突然的爆裂改革是截然不同”[29]。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上的创举,首次实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但没有实现的用和平方式 “剥夺剥夺者”的设想。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使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照搬苏联经验的同时,毛泽东等人逐渐认识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存在政治经济高度集中、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市场模式单一、货币不稳定等诸多弊端。加上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波澜等原因,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为肇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独立自主的自觉性,依靠人民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开始。1956年,根据中国的国情实际,党的八大上正确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体现党坚持独立自主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自觉。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同时注重“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27]241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围绕着这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经过实施几个五年计划,农业、教育、科学、卫生、文化、体育、军事国防等事业得到很大发展,中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一时期在处理对外关系上形成具有中国特点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中国共产党在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道路中也犯过这样那样“左”的错误,有些正确的政策也没有真正坚持下来,以至于最后发展到“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但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依然能够坚持独立自主地按照中国人民自己的主张来办事,带领中国人民取得许多重大的历史成就和形成许多独创性的理论成果,为独立自主探索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奠定重要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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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独立自主地探索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变贫穷落后的社会面貌使中国更快富起来。这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思想自觉的养成期。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果断把工作中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上,开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序曲。 “要继续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执行一系列已定的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并总结经验,加以改进。”[30]363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实际提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探索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31]2-3。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试验,并逐步地转向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并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对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和步骤进行深入思考,制定符合国情的“三步走”战略。在国际关系中,“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31]320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坚持以独立自主地延续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开创改革开放新局面。江泽民指出:“坚持独立自主地发展中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足点,”[32]353揭示独立自主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历史作用。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独立自主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不断深化改革,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形成和发展符合当代中国国情,充满生机活力的体制机制。在新世纪继续深化改革中,胡锦涛特别重视要“坚持依靠自身力量独立自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33]260,坚持把党的独立自主的优良传统贯穿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中国共产党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始终注重保持以独立自主原则处理国际关系、政党关系,并不断坚持和推进改革,为民族复兴提供充满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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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国之路,实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坚持独立自主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思维“定势”。因而,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思想自觉的“定势”期。
习近平指出:“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34]30这里揭示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开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国之路,必须要在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全面展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独立自主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继承发展党的历代领导核心的优秀思想成果,创立符合新时代实践发展需要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国之路的根本指导思想。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成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具体来说是坚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到21世纪中叶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把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要途径。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继续坚持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在全面深化对外开放的格局下,“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34]30当今世界已经是“命运相连、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必然要坚持独立自主,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正确处理国家关系。
总之,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下,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在独立自主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国之路上谋篇布局、顶层设计,在新时代强国梦的实践中取得了一系列伟大的历史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纵观党的百年历史,独立自主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得到一以贯之的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独立自主的百年实践诠释,已经完全证明独立自主是党能够取得胜利、战胜困难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必须继续坚持和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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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经验是为了能够更好地观照现实,独立自主已经成为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形成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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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自主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的伟大历程中,是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实践中总结出的重要历史经验,是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在新时代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独立自主这条经验,必须首先要牢牢坚持独立自主并继续将其运用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中。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独立自主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思想自觉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经过一番迷茫和在不断的探索中逐渐形成的。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由于自身弱小不能够也不可能独立自主地去思考和解决中国的问题,盲目地服从共产国际的“指令”和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中国革命曾经遭受到严重损失。残酷的革命现实促使毛泽东等共产党人认识到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独立自主地思考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此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都始终坚持把独立自主贯彻到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独立自主”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改革开放以来,面临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加之又有着革命亲身经历的邓小平对独立自主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31]31989年9月29日,江泽民在总结《新中国四十年历史的基本结论》中指出:“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是中国革命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的一条根本经验。”[32]682003年12月26日,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充分证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定不移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根本立足点。”[33]1412013年12月26日,习近平在《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中指出:“独立自主是我们党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党和人民力量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必然结论。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34]29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独立自主始终如一的坚持是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的重要保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中国共产党必须继续坚持独立自主这条重要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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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的消灭”[15]168,必将会打破各个民族间的封闭状态,因而世界必将是一个密切联系着的“共同体”,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不可能把自己孤立起来而是必须要把自己融入到世界发展的大潮流中。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注重学习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毛泽东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坚持在有批判性的学习基础上,“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27]41邓小平正确区分“独立自主”与“闭关自守” “自力更生”与“盲目排外”的关系:“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 “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30]911998年12月18日,江泽民在总结改革开放20周年的经验时提出:“坚持弘扬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同积极学习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结合起来。”[35]2003年4月,胡锦涛在广东考察时讲到:深化对外开放要“努力做到既善于积极学习外国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科学管理经验、进步文化成果,又善于有效抵制资本主义社会种种消极腐败东西的侵蚀。”[33]45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坚持正确处理独立自主与向外学习的关系,习近平认为“对丰富多彩的世界,我们应该秉持兼容并蓄的态度,虚心学习他人的好东西,在独立自主的立场上把他人的好东西加以消化吸收,化成我们自己的好东西,但决不能囫囵吞枣、决不能邯郸学步。”[36]
在经济全球化高度发达的当今世界,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密切。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要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必须注重学习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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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一直秉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的世界观,并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当成自己的价值追求。在世界交往密切的今天,人类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各个国家在探索本国发展道路上积累的成功经验应该坚持世界同享,共同推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崇高事业。中国的发展模式在实践中经过不断探索和完善已经取得巨大成功,为解决人类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方案,也拓宽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途径。2017年12月1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上指出:“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20]436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承担的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世界繁荣发展的责任和使命就会更大。因而愿意通过自身的实践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并积极同世界各国分享经验。牢牢坚持独立自主地走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发展本国人民自己的事业已经是中国共产党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历程中,被实践证明的一条行之有效的历史经验。推动独立自主经验的国际分享需要中国共产党继续保持同世界各国政党的对话沟通与交流。通过扩大对外的文化交流,广泛地开展和组织非官方民间团体的学习,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经验。
Theoretical Origin, Practical Interpretation and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of the CPC’s Adherence to Indepe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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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百年奋斗征程中形成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经验的形成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独立自主基因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独立自主论断的同频共振,构成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经验形成的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的胜利道路、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国之路的百年历史实践,构成其生成与发展的实践基础。在新时代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独立自主经验,要一以贯之把独立自主贯穿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坚持独立自主同时注重学习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推动开展独立自主原则经验的国际分享。Abstract:Independence i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experience formed by the CPC leading the people in the journey of 100 years’ struggle. The formation of the CPC’s independent experience has a profound theoretical origin and practical foundation. The gene of independence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arxist classical writers’ assertions on independence are identical, constituting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experience of independen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entennial historical practi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exploring the road of vic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road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the correct roa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e road of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nstitute the practical basis of its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To enrich and develop the experience of independence in the practice of the new era, we should consistently implement independence throughout the great cause of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dhere to independence, pay attention to learning from foreign useful experience, and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 sharing of the experience of the principle of indepe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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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辞海》编辑委员会. 辞海: 中卷[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79. [2] 陈至立. 辞海(彩图版): 第2卷[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20: 959. [3] 习近平.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21. [4] 樊大学. 《论语》札记[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7: 288. [5] 李耳. 老子[M]. 李王波, 巩洪波, 译注.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60. [6] 刘辉兵, 刘克耘, 李政华, 等. 百世大儒陆九渊[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7] 汤志钧. 康有为政论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874. [8] 荀子. 荀子[M]. 孙安邦, 马银华, 译注.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3. [9] 张品兴. 梁启超全集: 第1册[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268. [10] 张品兴. 梁启超全集: 第2册[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1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397. [1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4: 559. [1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70. [1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7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3. [1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9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0: 697. [17] 列宁. 列宁全集: 第6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16. [18] 列宁. 列宁全集: 第17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37. [19] 列宁. 列宁全集: 第39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71. [20]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3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 第1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145. [22] 埃德加•斯诺. 西行漫记[M]. 董乐山, 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5: 155. [23]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989. [24] 中共中央. 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 人民日报, 202-11-17(01). [25]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15. [26] 李达. 李达文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8: 139. [27]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 第7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28]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465. [29] 萧延中. 外国学者评毛泽东: 第3卷[M].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8: 20. [30]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31]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32] 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33] 胡锦涛. 胡锦涛文选: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34]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1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8. [35] 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255. [36]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2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2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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