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政治性的，城市空间规划本质是对城市空间有关的利益和权力进行分配的过程，城市空间的规划与改造既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也反作用于城市更新与发展的物质需要。巴黎城市改造起始于1830年奥尔良王朝，1848年“二月革命”后波拿巴政权因循了七月王朝的巴黎更新计划，1851年在拿破仑三世宠臣奥斯曼^①的主导下开始对巴黎进行全方位、大规模、重构性改造和建设。“奥斯曼巴黎改造”开始是采用几何切割模式对巴黎空间形态进行颠覆性设计，采用交通网线的切割形成空间的区分，利用直线打破中世纪城市错综复杂、充斥着病毒温床的城市空间和社会肌理，建构起巴洛克式的新式空间几何形式。之后是建设巴黎“大十字”干道和两个环行路，类似几何切割一样重新在市区密集的街巷中开辟许多宽阔的放射型道路，形成新的多级中心的城市区域结构，开敞的轴线和公共空间的松紧有度，使得原本混杂的城市肌理变得规整有序，对称通达，相互连接，闭合循环。这种空间规划保证了空间几何上的协调性与整体性，城市空间被分割成大小不等的片区，各个街区紧凑但不逼仄拥挤。同时，奥斯曼采用了很多新型市政工程的设计应用，用宽敞的林荫大道和透明的城市天桥（拱廊街）代替了老巴黎的窄路、死巷和老旧平房，新建和完善了城市地下排水管道系统、城市生态景观和附属非生产性建筑。这场空间重构基本放弃了原有的历史因循，奠定了新巴黎环形放射式的网状架构（如图1所示），使得城市空间肌理更加饱满，城市的功能组织通过交通网络和市政系统得以实现。城市规划界认为直到1980年代阿尔芒·卡海勒大街的施工完成，才标志着奥斯曼所规划的路网工程最后的结束。^②③

图  1  环形放射式的城市结构图^①

大卫·哈维指出资本积累、空间生产和地理景观三者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关联，在当时出于巴黎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扩大化的需要和社会秩序稳定的需求，也必须对城市空间进行适度的规划与调整，这构成了巴黎改造的物质基础。这场空间改造与更新极大促进了巴黎地区的工商业资本和区域人口的聚集。如图2所示，巴黎内部区域的人口密度得到了增大，各区之间的人口分布、人口变迁率和工业人口数开始出现差异化的趋向，工人聚集区开始出现。在政治层面，（城市规划）服务于调节和组织统治阶级的利益与被统治阶级的压力和要求之间的关系^[1]，体现着一种城市进程，以达到调节和缓和阶级关系和社会冲突的功能。通过这次空间的规划与改造，资产阶级通过对市政设施、供水、排污等公共设施和公园、河道、绿地等社会服务类非生产性基础设施的更新与建设，促进城市物理空间和城市景观社会的更新，提升城市生态和居民生活品质，也促进巴黎都市商业社会的发展与繁荣，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空间是用来均质化社会之各部分的政治工具^[2]，“空间和空间的政治结构是社会关系的表现，同时也反作用于社会关系”^[3]。因此，“奥斯曼巴黎改造”同时加深了统治阶层对城市空间规划和基础设施的深刻理解，通过对城市空间的改造使得新的统治阶层的政治意志得到确立，通过资本—政治—权利的空间生产关系的调整使得空间开始服从于统治阶层的政治利益与发展的需要。

图  2  1856—1866年巴黎人口变迁及1872年劳动力分布图^②

“空间既是任何公共生活的形式的基础，又是任何权利运作的基础”^[4]，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后资本就在空间规划中起着支配性的作用，空间规划与阶层分布就是资本主义权力运行的隐秘机制。1850—1890年以奥斯曼为代表的巴黎改造被称为外科手术式的粗暴改建，通过城市空间物理形态的打破与重塑，使得巴黎从杂乱无章、肮脏浑噩的封建王权束缚中解放出来，但同时也落入了规训性空间的枷锁之中。“空间设计是社会控制的一件政治工具”^[5]，奥斯曼改造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对空间的发展权益产生了良性作用，是一种积极的干预因素，体现出一定的进步性。但是，它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便于对政权反对势力的政治反抗进行武装镇压的非正义目的，只是在政治嵌入了规划以后，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通过伪装潜入巴黎的空间规划后产生了很好的蒙蔽效果，借助于物理形态的改造顺势完成了强化政治秩序的目的，无法消除其政治上的非正义性。在改建中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城市空间的急剧扩张，城市道路交通、城市景观、历史遗存等方面出现混乱与破坏，也未能解决城市贫民窟、工人住宅短缺、城市交通障碍等紧迫性的问题，并且导致巴黎在改建过程中遗留下的种族冲突、城市贫困、城市民粹运动、治安灰色地带等社会问题遗留至今。

“城市规划属于物质、政治、经济活动的综合体”^[6]，空间规划的背后是权力的介入，资本的渗透和利益博弈，利用统治权力对空间的原始形态做人为的切割与干预。在普遍意义上的空间规划更青睐于在空白空间的创造，因为那样没有任何隶属因素或既得利益阶层的掣肘，而奥斯曼是在一种高度结构化的空间内部行事。大型切口设计目标是纠正衰退的总体城市结构，并赋予其一种新的空间类型，以满足空间生产扩大化的需要。资产阶级成为巴黎的统治阶级后，资本自然成为城市空间构型规划的主导逻辑，“城市按照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制度化空间来组织”^[7]，形成新的符合统治阶级需要的空间秩序与结构。这场改造的背后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就是“奥斯曼巴黎改造”的根本利益。

任何自然与社会形态均要按照统治阶级的利益和发展需要进行变革，这种变革的工具就是资本，资本对空间形态的操纵事实上就是空间政治工具性的体现。“奥斯曼巴黎改造”空间政治工具化的体现就是“空间压缩”的实现。最早是空间的人口压缩，改造后资本对于区域人口造成了磁性般的吸附力。在1850—1890年间巴黎改造计划产生了对劳动力的极大需求，城市人口的增长率超出正常水平。如1851—1856年每年离开农村迁到城镇的居民数量被估算为13.5万人，而巴黎地区吸收全部迁入城镇人口数量的45%^[8]。很多农民从贫困外省移居到巴黎，大量的人口“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这些农村人口迅速转变成城市无产阶级。巴黎的城市人口从1846年的120万增长到1876年的198万，总体人口增长率为65%，1856年“奥斯曼巴黎改造”兴盛时期人口变动率更是高达20.48%（如表1所示）。外来人口的大量流入，也促进了区域生产要素的聚集，为空间生产的进行奠定了劳动力的基础。

在完成了人口的“空间压缩”以后，每个人均是一个独立的思想因子，意识形态必然是繁杂的。繁杂的人口阶层来源、庞大的人口基数，错综复杂的利益团体被“压缩”到巴黎的空间内，对于意识形态的压缩就具有了必然性。一定的意识形态依附于自然人的意识个体之中，对于意识形态的压缩与固化关键要做的是人的物理位置的压缩与固化。“奥斯曼巴黎改造”采用对总体网络的结构调整，其中每一层都从属于一个星形的网络，将片区按等级化重新划分，目标明确反对片段城市的思想，致使巴黎不像伦敦那样片段累加，而是等级化网格的叠加。这种空间的压缩表面上是空间规划和改造的需要，实质上是资产阶级通过权力争夺建立自己的统治权威。这种“切割—压缩—区块化”空间形态结构使得空间内的各类思想因子都得到全方位的钳制，形成区域化的阶层固化和行为监视，方便对于政治异见者和对立政治势力进行精准的打击与压制，奥斯曼直言不讳：“我们在清除老巴黎暴乱和街区反抗的根源”^[9]。

空间在满足政治工具性的同时也要承担政治功能性，在维护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的同时也需要满足资本扩张的需要，让空间生产成为资本繁殖的方式，使空间的生产性和资本的扩张性两者之间产生高度的耦合，突出表现就是“空间生产扩大化”。空间生产功能发挥的直接体现是城市资本扩张加剧和原有空间扩张与新空间开发，城市空间的土地资源开发具有很强的政治经济学属性，资本与土地的结合形成土地的政治属性，空间的生产利用土地作为载体来满足政治功能的需要。巴黎当局先是将老巴黎外围的大量市镇并入到新巴黎，为空间的土地扩张创造了条件。接着奥斯曼对巴黎空间改造引发对土地资源争夺，工业用地、商业用地、政府用地、住宅用地陷入彼此激烈的竞争。资产阶级转向房地产开发，金融资本与土地资产开始结合，大量的资本投机性涌入土地开发。巴黎内部空间的组织与不同使用者以竞价取得空间控制的方式结合起来，只要住宅供应落后于人口增长，资产阶级便可因土地的稀缺性而获利。例如，投资于里沃利大街的房产在1856年带来8.22%的回报，1857年达到9%，1860年达到8.69%^[10]，大银行、保险公司也都开始疯狂投资房地产。奥斯曼的巴黎改造被本雅明视作“一场巨大的投机繁荣”^[11]。

城市形态、城市规划、城市功能都随着资本内在逻辑的改变而变化^[12]，资本逻辑的悖论造成空间的内在矛盾（如图3所示），一方面资本主导逻辑会驱使空间飞速扩张，大量的农业地区被划入巴黎，大量企业迁移至市郊，城市的空间边界不断得到外延，以迎合空间生产扩大化的需要；另一方面通过利润获取和价值增值来驱动空间扩张必然会促使城市空间畸形发展，衍生出不平等、不均衡的职住分布形态，不断消解空间的正义性。改造后劳动工人大多分散到周边地区。1861年，巴黎郊区的人口占巴黎总人口的13%，1901年上升到26%，或是数家同住一屋挤在市中心的高租金地区，资本家们居住在繁华、宽敞的街景中心区。空间生产扩张带来的工业结构零碎化，流离失所的人口与空间区域的增加，距离工作地点太远，高租金以及过度拥挤，导致城市空间内部的碎片化，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影响深远。^④

图  3  巴黎1836—1872的大企业数量和房地产市场^①

“规划包含着与阶级界限相联系的空间决定性的社会冲突”^[13]，巴黎经历这场空间的“压缩—生产”之后，催化了巴黎社会人口阶层的分化与重组，资本有了更大的拓展空间去压缩劳动力成本和进行资本投机。土地—资本—阶层开始迅速重组与结合，并进行更具规模化的迭代，空间具有了政治工具性和政治功能性的双重属性，引发巴黎空间资本化—政治化的双重催化效应，这导致空间土地为载体的身份政治的最终形成。这种身份政治异化在空间内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社会隔阂的产生：巴黎空间规划切口在形式上严格的一致性，它们为了在总体上象征巴黎的首都形象而遮掩了片区的身份（诸如中心，东部的工人区，西部的住宅区），市政建设工程则加剧了市中心与郊区，城西富人区和城东贫民区，以及左岸和右岸的贫富差距。从七月王朝开始，巴黎的贫富差距由纵向（穷人居住底楼，富人居住高楼层）逐渐转变成横向差距，即使表面看起来相距不远，但社会地位的差异还是将巴黎分隔成两个明显的区域：城西的富人区与东部、南部、北部郊区的贫民区，中东部成为一个过渡地带，聚集白领、手工业者和商人，成为这个城市的第三群体，阶层关系不甚融洽，这种影响持续至今。再次是区域的不平等，不均衡发展，一方面，“奥斯曼巴黎改造”没有缩小塞纳河两岸之间的差距，反倒是情况日益严重。到了1869年，右岸的商户数要比左岸高出5倍之多，导致了城市发展严重失衡，右岸经济活跃，左岸死气沉沉。另一方面，借助城市化、工业化所推动的市民人口剧增、栖居空间趋紧、工人贫困加剧的态势，循环往复使空间栖居的人群沦为空间资本产权的牺牲品，造成普遍性空间正义侵害的事实。巴黎近郊成为一个边缘空间，一个中心地带的游离者，一个被规训的空间形式，导致城市空间逐步隔离化、碎片化和板结化。这次城市改造无疑加速了阶级差异在地理上的区隔，最终“形成了一种资本—强权结合体实现对无产阶级的空间剥夺”^[14]。空间资本化—空间政治化这一转化的形成，利用地租和地价的杠杆原理进行社会阶层的流动与钳制，人口—空间—阶层—身份政治得以形成一个发展链，这就是空间政治化确立后对社会的控制，利用空间性的控制促进稳定服从于统治阶级的社会秩序的形成，使得阶级和共同体这两个被人们长久认为是对立的概念融为一体：形成阶级共同体。这也为巴黎之后成为工人运动、阶层运动、政治抗争策源地奠定了社会基础。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间，与巴黎城市更新中显现出的相似资本逻辑，在世界各地逐渐展开。

“正义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和空间性”^[15]“空间正义是社会正义以空间物化方式的形塑，是其立体表征”^[16]，是政治正义原则在空间生产、分配和空间资源配置中的体现。“奥斯曼巴黎改造”在表面上起到了提升城市空间环境舒适度、减少疫病传播、公共设施大众化、空间经济开发扩大化等伪装面具的作用。但是这种空间更新与修复基于一种资本主导下的排除原则并不适用公平正义的普惠理念，也不发展那些足以提高空间质量的要素，消除了历史、社会、空间实践及其痕迹。在这一过程中，资本—权力阶层将城市优质空间据为己有（通常是中心），将当权者构想的空间和各个阶层按此构想实施的空间（边缘）对立起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我们的工人每天都被圈在里边的这些传染病发源地、极其恶劣的洞穴和地窟，并不是被消灭，而是在被迫迁移”^[17]。阶级和地租的结合使得无产者不断面对被驱离，街区与街区之间的环境差异越来越大，逐渐导致两种相邻空间类型的剥离，导致“象征性和等级性的社会空间使得两个阶层的接触和沟通变得日益不畅，造成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淡漠和阶层隔阂的出现”^[18]。因而，资本逻辑之下的城市空间生产消解空间的整体性，促使城市空间碎片化发展，城市空间屈从于空间作为资本必须增殖的要求，逐渐导致空间区域的隔离化、碎片化和板结化。直到如今，巴黎与其郊区地带关系仍然不够融洽。

正义规范是社会的、历史的，是在现实社会的建构中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变迁的，必须“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19]。随着改造的持续和深入，资本对空间的重塑越发强势，“房地产等空间资源产权化越彻底、资本化越强势，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栖居空间的人权状况就越糟糕”^[16]。在第二帝国时期^⑤，资产阶级政权限制市中心低收入住宅供给，迫使低收入住宅需求转移到其他空间，工人大多分散到周边地区，流离失所的人口增加，距离工作地点太远，住宅高租金以及空间过度拥挤。1860年之后的六年间，工人人数从41万增加至44万，而同一时期，房租在250法郎以下的房屋数量增长却十分缓慢^[20]，工人阶级的住宅问题逐渐开始暴露。与此同时，巴黎当局为了缓解工人住宅的紧张情况，曾提出“工人之城”建筑计划（即集中的大规模工人阶级住宅，受到当时傅立叶思想的启发），也对工人阶级的住房问题进行了政策的讨论，试图做一定程度上的缓和与改良。但是巴黎的保守派认为这住宅区将会是社会主义意识的温床，也会成为潜在的革命温床，因此反对工人住宅改良计划，政府出于迎合资产阶级的需要，最终市政当局还是尝试在私有财产制的架构下解决住宅问题。尽管初期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对这场改造表示出极大的认同，但是，随着改造带来的经济和物理形态的切分与集合，新的利益结合体的不断涌现，以及资本运作天然的逐利性，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天然的蔑视与警惕，这场改造逐渐使无产阶级失去了栖身之所，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思想认同基础（如表2所示），资产阶级政府也逐渐撤去伪装露出真面目。政治统治者的强权，对无产阶级的蒙蔽与蔑视，使工具化的阶级控制逐渐被抵制甚至反抗，甚至出现空间区隔现象，最终巴黎成为两座城市：资本家的巴黎与无产者的巴黎。

不公平感历来就是驱动所有人追求社会变革的最有力的温床^[22]，“如果空间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成为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所在地，那么它也已经成为巨大对抗与矛盾的地方”^[23]。资本在空间改造和空间生产中的冷血与工具化，只会使越来越多的思想因子感受到空间正义的侵蚀，空间成为对抗非正义的政治场所^[24]。改造使空间成为了禁锢无产阶级的枷锁，让资产阶级政权实现了对工人阶级的集中监视和管理，使得劳动人民和下层居民无法利用复杂的城市道路建立街垒对国家暴力机关进行反抗。城市贫民窟消失和市容美化的背后是日益严重的阶级区隔，工人阶级为了反抗空间的剥夺，城市空间的原破产者和外来新移民为争取自身基本的生存发展公平的权益，无产阶级的空间正义需求开始觉醒。因而，这次空间改造并没有彻底解决工人阶级问题，在夏皮洛（Ann-Louise Shapiro，1985）看来只是将问题的地理中心从城区转移到了城市边缘，而这种转移为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埋下伏笔。

空间如果充满了不公平和压迫，也蕴含着无限解放的潜能。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爆发，“善良的市民们起来吧！到街垒去！”成为保卫巴黎的经典口号。1871年3月6日的大选，巴黎大部分建制区的登记选民都开始支持巴黎公社，巴黎城郊塞纳河右岸的无产阶级聚居区和左岸的资产阶级聚集区，使巴黎内部出现了政治关系的东西不平等，东部和西部之间有着明显政治区别。但是曾经在巴黎革命史中可以使整个街区几乎坚不可摧的狭窄小巷组成的网络已变成了宽广的大道，街垒战再难以进行，“如果说奥斯曼开辟了林荫大道，那并不是为了取得优美的街景透视效果，而是为了‘用机关枪扫射巴黎’”^[25]，改造带来了秩序、繁荣之后也带来了冷酷的镇压。在巴黎公社时期最顽强的抵抗发生在东部的工人居住区，战斗一直激烈持续到流血周最后的巷战，直到当年5月27日最贫困的东部地区“美丽城”（Belleville）和梅尼尔蒙坦（Ménilmontant）的抵抗仍在持续。整个武装冲突的进程和巴黎改造之后的空间阶层的隔离性高度重合，至此奥斯曼的巴黎改造成功完成了它非正义的的特殊使命。此后，居住在巴黎郊区的弱势群体成为贯穿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的武力罢工和军事反抗的主力，从1871年巴黎公社、1968年五月风暴、2005年移民骚乱，现今巴黎郊区由潜藏的空间非正义因素引发的城市危机依旧是层出不穷。

审视“奥斯曼巴黎改造”，从现代城市的规划性而言是成功的，产生的先进性直到今天都不可否认，但是出于对无产阶级武装镇压的非正义性目的而言很难得到逝去者的原谅。资产阶级也一直试图利用新的方式去弥补这其中空间正义的裂痕，甚至从一定程度上缅怀这一正义举动（特指巴黎公社起义）^⑥[26]。在名为“新自由主义”的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上层仍然是通过生存权利和生活福利的让渡，让无产者逐渐消解反抗意志。当这些“新无产者”意识到其“幸福的生活”不过是海市蜃楼时，他们才会要求让渡公共空间，改变既得利益阶层长期占有优越空间的生活方式，达到“捐弃所有权”与穷困者分享空间权利的理想。只是上述阻止空间正义实现的手段不再有效，原先以集中管理的劳动密集型工厂，已经不再是当代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空间，取而代之的是分散隔离，利用互联网信息渠道定制，并以全球物流为中介的个性化代工厂。在后一种空间下，以前城市空间以机械化设备和以零工为主的“岌岌可危劳动”被白领工人、金融业打工者和高端服务业者所占据，后者代替了工人阶级，成为催生空间意识觉醒的主力。

资本主导城市空间规划与生产服务于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干预因素，但本质上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空间统治，目的是安抚和压制社会不满，协调阶级的利益分配，以保证资本主义基本结构的持续功能，只会是加剧而不是协调已经产生的问题。以“奥斯曼巴黎改造”为代表的城市空间规划与生产，更多的是出于资产阶级利益增值和对意识形态进行空间规训的需要，通过国家干预达到服从“私人资本空间控制”的目的，去认可和服从这种空间上的不平等，这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缺陷所导致的。现代巴黎诞生于奥斯曼时代，兴盛于20世纪初的世博会、成熟于二战后的光辉30年，但后世的改造也未偏离奥斯曼的巴黎框架。如今，城市空间的作用仍然是政治变革发酵的底层土壤，贫富差距问题、移民问题、恐袭频发问题、种族主义倾向，历来是法国社会动荡的酵母。巴黎的城郊紧张关系、布洛涅森林的卖淫、贫困社区的警民对立、市郊的治安、市容以及过度密集的城市人口等问题依旧困扰着巴黎。

城市规划是遵循不同社会利益而形成的城市组织逻辑的一个“利益方案”，城市的决策者服从城市的政治统治力量，代表着这个方案共同利益的合法化。城市规划与更新也是一种城市政治进程，它承担着缓和阶级关系和社会冲突的职能，只是这个正义性的维护体现在城市决策者以何种政治立场来约束资本的扩张。巴黎经历的空间正义异化也正在资本主义的其他空间被复制，如英国的“新市政”和美国的“郊区化”“城市更新计划”，阿姆斯特丹南区（Amsterdam-Zuid）项目，结果都导致社会问题频发，加剧社会分裂，并没有对空间正义实现修复。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存在着“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结构，空间政治工具化导致的非正义性发展问题也在孟买、里约热内卢、芝加哥、墨西哥城等不断被复制，贫困、毒品、疫病与暴力在不同的城市街区上演。

均衡、平等、包容发展与空间治理成为人类面临的共同话题，空间内部不同区域之间利益平衡是正义修复的重要关注点，正义的空间是社会平等性与自然生态性的多样性综合体，满足人类的多样性需求，达到人全面发展的目的。采取何种立场去进行空间规划，资本性与人民性主导逻辑的选择，这将是实现空间正义的前提条件。巴黎的样本意义在于，把空间正义作为空间规划的前置性条件进行价值塑造，在政治制度差异化背景下关注城市空间规划中的空间正义问题。空间正义的立场性有助于在空间规划中协调城乡之间、空间内部不同区域之间的利益，改善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隔阂，有助于解决城市贫困、社会排斥、阶层融合、环境治理问题，从而促进城市的包容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