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活动理论，活动是构成心理特别是人的意识发生、发展的基础^[13]。人们的行为活动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提高生活满意度，从而获得幸福感。活动理论中强调幸福是个体行为活动的产物，日常活动对于个体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影响。所以本研究基于活动理论，采用居民分配在不同活动上的时间来表征其幸福感。首先将个体参与活动划分为十类，活动的内容如表1所示，具体包括有酬劳动、购买商品或服务、无偿家务服务、睡觉及个人卫生护理、用餐或其他饮食、学习培训、大众媒体、健身锻炼、休闲娱乐和交通活动十类。

个人属性和外界环境属性会影响个体参与活动的时长，个体参与不同活动的时长反映了个体间幸福感的差异性。本文深入分析时间利用对幸福感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十年间居民幸福感的变迁和影响幸福感的主要因素。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图 1研究框架

本文旨在研究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和变化特征，首先，通过识别个人属性和外界环境属性对居民各种活动时长的影响；其次，探究不同活动时长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再次，建立居民幸福感与个人属性、外界环境属性的关系，并进一步对比不同时期居民幸福感的变化特征。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通过纳入性别、年龄、收入、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就业、城乡等七类居民个人属性以及生态环境、教育资源、医疗卫生等六类外界环境属性，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如下

其中， $ { A}_{ip} $ 为α居民日常进行的活动时长； $ i=1,\cdots,10 $ 为活动的数量；X和Y分别表征居民个人属性以及外部环境属性；H_p表示居民个人的幸福感指数； $ {\mathrm{\alpha }}_{0} $ 和 $ {\mathrm{\alpha }}_{i} $ 分别表示方程的截距项； $ {\beta }_{im} $ 、 $ {\beta }_{in} $ 和 $ {\gamma }_{j} $ 分别代表模型中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 ${\mu }_0$ 和 $ {\mu }_{i} $ 为白噪声干扰项。

鉴于本文中幸福感的衡量与活动时长、个人属性、外界环境属性均存在紧密联系，因此，模型的建立和求解是一个系统的过程。三阶段最小二乘法（Three Stage Least Square, 3SLS）通过将所有方程作为一个系统一起估计，能够有效求解联立方程模型。

3SLS方法是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Two-Stage Least Squares，2SLS）的基础上，使用2SLS估计得到的扰动项矩阵（moment matrix）来同时估计整个系统方程的系数。因此，该方法能够修正方程间误差项的内生性问题和同时相关问题^[14]。与2SLS相比，3SLS具有完全信息的特征，估计更有效率^[15]。3SLS方法估计联立方程模型已经在许多研究中得到了应用，效果较好^[16-19]。

在此将重点介绍个体属性和外界环境属性在模型中的具体变量设置。

1）性别。过去女性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较少并且缺乏能够放松身心的途径，导致女性幸福感往往是低于男性的。但随着中国男女平等进程的推进，男女的幸福感差异变化情况需要进一步探究。

2）收入。高收入会给人们带来更多的物质享受以及更高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幸福感上升。因此，本文探讨了不同收入水平对幸福感的影响。

3）婚姻状况。一个人拥有的社会关系数量和质量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婚姻是社会关系的纽带，已婚人士表现出较高的幸福水平，而离婚人士则表现出较低的幸福水平。因此，本文将婚姻水平分为已婚、未婚、离异或丧偶三个状态。

4）就业状况。从事不同的工作，个体获得的财富、可支配的时间都有较大的差异。因此，本文将就业状况进行分类处理，分为雇主、公职人员、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人员、在校学生、其他雇员、农业自营、非农自营、无业人员、离退休人员九类。

5）受教育程度。通常认为，学历高的人更容易在社会生活中获得优势。因此，本文将受教育程度进行分类处理，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及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及以上三种类型。

6）年龄。随着年龄的上升，个体从事不同活动的时间有较大差异。因此，本文将年龄进行分层处理，分为18岁以下、18~25岁、26~30岁、31~35岁、36~40岁、41~45岁、46~50岁、51~55岁、56~60岁、61~65岁、65岁以上等11个年龄阶段。

7）城镇和农村。城镇和农村居民由于产业结构、居住环境等的不同，导致活动时间分配有所差异，带来的幸福感也有所差异。

针对外界环境属性，本文从医疗卫生、生态环境、交通设施、教育资源、居民消费、互联网发展六个方面分析其对幸福感的影响。

1）医疗卫生。医院是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核心资源要素。指标的数值越高，往往表明居民病有所医，幸福水平就越高。所以本文选取了人均医院数量考量医疗卫生对幸福感的影响。

2）生态环境。公园可以为人们提供休息、游览、锻炼以及举办各种集体文化活动的场所，同时公园也是城市绿化美化、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载体。公园绿地面积的高低是衡量城市环境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所以本文选取了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来反映生态环境对幸福感的影响。

3）交通设施。出行是居民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活动之一，交通设备保有量反映出居民出行的便利程度，有利于提升居民的幸福感。本文选取每万人公共拥有车辆综合反映交通设施情况、资源供给程度对幸福感的影响。

4）教育资源。教育资源作为公共资源的一种，受教育者始终是受益主体。教育资源的数量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教育水平。因此本文选取人均学校数量来分析教育资源对幸福感的影响。

5）居民消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消费品及服务价格水平的变动情况的重要宏观经济指标，也可以反映对职工实际工资的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提高意味着实际工资的减少。因此，本文采用CPI来分析消费水平对幸福感的影响。

6）互联网发展。近年来，“互联网+”深深扎根于餐饮、旅行、住宿、电影等生活服务类行业，网上购物、移动支付更加普及，推动线上线下联动的消费新场景更加丰富，让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移动轨迹都发生了改变。所以，本文选取互联网普及率指标来分析部分新业态对幸福感的影响。

本文基于国家统计局2008年和2018年开展的全国时间利用调查数据开展研究。调查一共覆盖了北京、河北、黑龙江、上海、浙江、安徽、河南、广东、四川、云南和甘肃11个省（市）。在活动时长的处理上，将工作日和非工作日的时间按照5/7和2/7的比例进行了加权，汇总成了平均每日活动时长。在2018年的时间利用调查中，关于幸福感的问题是：“请对您的生活幸福感进行综合评价”，其中1为最低，10为最高。由于2008年时间利用调查中没有直接询问受访者的幸福感，故针对数据缺失问题，本文首先根据2018年的数据拟合并建立个人主观幸福感与时间利用之间的关系，基于所得到的量化关系，进一步估计了2008年中国居民的幸福感。

本文从时间利用视角，首先使用3SLS方法估计了时间利用方式对幸福感的影响，以及外界环境属性、个人属性对时间利用方式的影响。模型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本文通过式（1）估计拟合的结果，建立个人主观幸福感与时间利用之间的关系，并基于此估计2008年中国人民的幸福感。最后将模型估计得到的2008年幸福感与2018年中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进行对比，以分析中国居民的福祉改善情况，结果如下所述：

分析对幸福感产生正向影响的活动，可以发现有酬劳动对幸福感的影响程度最大，有酬劳动是满足居民对物质和服务需求的必要途径。花费在有酬劳动上的时间增加，使得自我价值得到体现的同时对于物质文化的需求也得到满足，因此幸福感得到提升；休闲娱乐对于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休闲娱乐时长每增加1小时，幸福感提升1.055。健身锻炼活动也对居民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每增加1小时健身锻炼，幸福感可以提升0.672。居民使用大众媒体和参与无偿家务服务活动往往会增加幸福感，但影响程度较小。使用大众媒体时长每增加1小时，幸福感提升0.268；无偿家务服务活动时长每增加1小时，幸福感增加0.265。无偿家务服务中包括了对家里老人、孩子的陪伴时间，居民可以享受家庭的温暖和快乐，从而使得幸福感提升。

分析对幸福感产生负向影响的活动，可以发现交通活动时长对幸福感的负向影响程度最大，居民花费在交通活动上的时间每增加1小时，幸福感会降低2.706。参与交通活动时间越长，往往意味着人们用在休息、锻炼以及娱乐休闲活动上的时间越短，从而降低人们的幸福感；此外，也意味着交通通行的效率偏低，交通工具内部空气流通性较差，又可能面临交通拥堵等恶劣情况，更容易降低幸福感。而购买商品或服务的时间每增加1小时，会导致居民幸福感减少0.119，购买商品或服务是指前往专门机构办理特定服务（包括看病就医等），这些日常事务性活动使得幸福感降低。

从表3的结果中可以看到，个人和外界环境属性的变化可以解释居民时间分配方式的不同。通过分析外界属性对活动时长的影响，进而分析其对幸福感的影响，可以发现教育资源、生态环境、医疗卫生的改善都有助于显著提升幸福感。教育资源方面，随着人均学校数量的增加，居民参与有酬劳动、学习培训、健身锻炼的时间也将增加，显著提升了幸福感。人均学校数量每增加1所，幸福感将提升0.273，对幸福感的提升效果最为明显。在生态环境方面，随着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的提升，居民在有酬劳动和健身锻炼这两种能够带来幸福感的活动上投入的时间更长，进而提升了幸福感。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每提升1平方米，幸福感将提升0.038。在医疗卫生方面，尽管影响程度较小，但人均医院数量的增加也会促进幸福感的增加，人均医院数量每增加1所，幸福感将提升0.004。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提升将显著降低人们的幸福感。

通过分析个人属性对活动时长的影响，可以发现随着年龄的增加，居民会在有酬劳动、学习培训、健身锻炼上分配更多的时间。随着收入的提升，居民更倾向于减少睡觉及个人卫生护理、用餐或其他饮食和交通活动的时间，增加其他的活动时长。相比于女性，男性更倾向于在购买商品或服务、无偿家务服务、大众媒体、休闲娱乐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在有酬劳动、用餐或其他饮食、学习培训、健身锻炼、交通活动上花费更少的时间。从时间利用方式来看，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分工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女性的时间花费从家庭内部转向了社会，侧面展示了中国的性别平等进程得以进一步推进。对比城乡居民时间分配差异，可以发现，城镇居民在有酬劳动、无偿家务服务、学习培训、健身锻炼、休闲娱乐上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就受教育程度而言，相比于初中及以下群体，高中及大学专科群体减少了睡觉及个人卫生护理的时间，增加了其他活动的时间。而大学本科及以上的群体主要在有酬劳动、学习培训、健身锻炼、休闲娱乐、交通活动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就婚姻状态而言，相比于离婚或丧偶状态，有配偶的人在有酬劳动、学习培训、健身锻炼上分配的时间更多，而未婚的人除了在有酬劳动、无偿家务服务、用餐或其他饮食上分配更多的时间，同时其更加注重精神上的满足，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学习培训、大众媒体使用、健身锻炼、休闲娱乐上。针对就业状态，相比于离退休人员，其他有职业的群体都在购买商品或服务、无偿家务服务、睡觉及个人卫生护理上花费了更少的时间，而在学习培训、健身锻炼活动上花费了更多的时间。

如图2所示，通过对比2008年和2018年的幸福感变化，可以发现这十年间，中国居民的幸福感有了显著的提升，2008年总体平均幸福感为5.55，2018年总体平均幸福感为7.39，提升了33.27%。

图 22008年和2018年总体平均幸福感对比

1）性别平等视角

整体而言，如图3所示，男性和女性的幸福感都有所提升，提升幅度在38%以上，女性的幸福感始终略高于男性。从时间利用差异来看，女性相比较于男性花费在有酬劳动上的时间更多，这表明女性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且在不断地提升自己的价值，获得更多的幸福，也侧面反映了中国性别平等进程的推进。

图 32008年和2018年不同性别幸福感对比

2）收入视角

从收入角度来看，如图4所示，相比于2008年，2018年各收入阶段居民的幸福感都有了显著提升。2008年和2018年，低收入和中低收入人群的幸福感都处于偏低的状态，高收入人群始终保持了最高的幸福感水平。

图 42008年和2018年不同收入水平幸福感对比

3）婚姻视角

如图5所示，相比较于2008年，各种婚姻状态的居民幸福感都有一定的提升。有配偶群体一直处于幸福感最高状态，而未婚群体由幸福感排名第三位升至到第二位。且未婚群体幸福感从2008年的5.49提升到了2018年的7.66，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提升。

图 52008年和2018年不同婚姻状况幸福感对比

4）教育视角

如图6所示，不同受教育程度人群的幸福感均表现为升高的趋势。其中，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人群的幸福感由2008年的5.53变为2018年的7.60，增长37.41%；高中及大学专科人群从5.54变为7.82，增长41.02%；大学本科及以上人群的幸福感也从5.67变为7.93，增长39.72%。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国家政策的保护，不同教育水平的人群都能找到适合自己满意的生活方式。横向比较来看，无论是在2008年还是2018年，幸福感均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升高而提升。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参与有酬劳动、健身锻炼、休闲娱乐的时间更长，促进了幸福感的提升。

图 62008年和2018年不同受教育程度幸福感对比

5）年龄视角

如图7所示，2008年和2018年各年龄人群的幸福感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18岁以下的人群幸福感提升幅度最大，从5.21增长为7.85，由幸福感末位提升至幸福感首位。通过年龄的横向对比可以发现，2018年的年龄和幸福感呈现“U形”关系，36~45岁人群幸福感偏低。

图 72008年和2018年不同年龄水平幸福感对比

6）城乡差距视角

如图8所示，2008年和2018年城乡居民的幸福感均得到提升。尽管城镇居民幸福感始终高于农村居民幸福感，但农村居民的幸福感从5.51提升到7.57，提升了37.40%，得到了较大的提升。这是由于从2008—2018年国家采取一系列的助农扶贫政策，使得农村人民生活更加丰富，农民可以花费更多的时间在大众媒体使用上，进而幸福感得到显著提高。

图 82008年和2018年城乡幸福感对比

7）就业视角

如图9所示，2008年和2018年不同职业的居民幸福感显著提升，平均提升了40.36%。其中，在校学生的幸福感提升幅度最大，从2008年的5.38提升为2018年的7.89，提升了46.51%。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教育，强调建设教育强国，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让学生的幸福感得到大幅提升。横向对比来看，公职人员和雇主幸福感始终处于较高的水平，他们的时间更多花费在有酬劳动、健身锻炼等活动上。而无业人员的幸福感始终处于偏低水平。

图 92008年和2018年职业幸福感对比

本研究从2008年和2018年时间利用调查数据出发，通过分析识别个人属性和外界环境属性对居民各种活动时长的影响，进而探究不同活动时长变化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且建立居民幸福感与个人属性、外部环境属性的关系，对比2008年和2018年居民幸福感的变化特征，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中国居民幸福感明显提升，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从分性别、分婚姻、分教育收入、分年龄和分城乡等各个角度来看幸福感均有提升。同时，未婚群体幸福感排名提升至第二位、离婚或丧偶降至第三位，36~45岁人群幸福感在各年龄段中明显偏低，无业人员的幸福感始终处于偏低水平等现象应引起关注。

第二，不同活动的时间利用情况可以很好的解释个体间幸福感的差异。根据模型估计的结果，本文发现有酬劳动、睡觉与个人护理活动、大众媒体使用、休闲娱乐活动、健身锻炼让人感到舒适愉悦，会提升幸福感；相反，购买商品或服务、学习培训、交通活动等让人产生负担，降低个人幸福感。

第三，个人和外界环境属性显著影响了居民的时间利用方式，进而影响了幸福感。收入和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群体幸福感越高，人均学校数量、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人均医院数量的提升可以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增加会降低居民的幸福感。

为了进一步提升中国居民幸福感，本文结合模型估计的结果，从就业和收入、交通运输、教学资源、医疗卫生、生态环境五个方面提出了如下建议。

第一，持续努力提高就业质量，提升居民收入水平。研究结果表明，有酬劳动促进幸福感提升的效果最为明显，收入与幸福感呈现正相关关系。就业问题直接关系到居民的经济来源和基本物质生活，解决就业问题是居民获得幸福的基础。针对无业人员幸福感偏低的现象，建议鼓励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增加就业岗位，提升就业率。此外，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显著降低了幸福感，建议及时动态监测该指标的变化，有效控制物价和房价的不合理上涨，健全有关市场价格的管理制度，完善市场价格的监控系统和预警系统，防止商品定价的不合理，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第二，提升城市交通运输效率，改善交通运输服务品质。较长的交通时间会显著降低人们的幸福感。改善交通拥堵和提高交通效率减少居民的交通活动时间，进而有效增加用于其他活动的时间，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具体可以通过智能化信息技术建立交通网络，实时监控车流，为其他车辆出行提供合理的建议。同时，建议为客运交通旅客营造平稳舒适的乘车环境，减少交通出行过程的不愉悦，可考虑通过配备空调、无线网络等设备提升居民在交通出行中的幸福感。

第三，加大教育资源投入，弘扬优良学习之风。幸福感往往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增加而增加，且人均学校数量的增加将显著促进幸福感的提升。建议进一步加大教育资源投入保障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但是，本研究亦发现更多地参与学习培训等活动降低了幸福感，因此要进一步宣传先进教育理念，弘扬学习之风，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提升教育的趣味性，让人民在接受教育的同时提升幸福感。

第四，增加医疗服务供给，扩大医疗保障覆盖面。人均医院数量的增加促进了幸福感的增加。因此，应该进一步加大对医疗资源的投入，加大力度建设医疗基础设施，解决“看病难”的问题，保证更多人能够享受到医疗服务。

第五，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鼓励全民参与体育锻炼。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的提升会显著促进居民参与健身锻炼，进而提升人民的幸福感。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环境治理力度，加大生态环境基础设施投入，给人民营造健康舒适的生态环境。还需要进一步提倡全民参与健身锻炼活动，在提升身体素质的同时，也可以提高全社会人民的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