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11月13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会议在英国格拉斯哥落下帷幕,会议最终通过了名为“格拉斯哥气候协议”(Glasgow Climate Pact)的决议[1]。此次会议的一大亮点就是正式确立起全球碳中和的国际共识①。然而,会议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即在强调直接减排二氧化碳的同时,开始更多关注非二氧化碳减排的形式和种类,例如森林、土地和甲烷的减排等[2-3]②;特别是有关碳减排过程中对生物多样性的关注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毋庸讳言,这些关注突出表明,在碳中和时代,单一的二氧化碳直接减排路径已远远不能适应国际社会全面应对气候变化的现实诉求,而一个综合性、系统性的碳减排战略需要被赋予更高的价值内涵;同时也意味着碳中和下的气候制度安排亦将进入一个规则协同的新阶段。故此,本文旨在以应对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规则协同为视角,阐释这一领域的发展演变,以及当前其所面临的规则挑战,进而在制度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在未来所应做出的制度选择。
-
应对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规则协同演进乃是一个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到目前为止,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互不关联的各自规则建构期,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的规则关注期,以及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的规则协同期。具体而言,其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
自20世纪70年代起,工业革命以来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开始进入人们视线中,到20世纪90年代初时,环境保护逐渐从科学范畴进入到政治议题下,特别是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全球环境保护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4]。然而,虽然在此次会议上亦形成了两个重要的国际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但是它们在随后的十年间却并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交集,而是朝着各自公约的宗旨和目标来建构相应的规则制度。
就气候变化条约而言,尽管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成为全球第一个有关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公约,但这一公约并没有为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建立起有拘束力的法律规则[5]。为改变这一现状,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会议通过了《京都议定书》,首次为附件一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设定了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减排目标,并建立起像清洁发展机制等旨在促进温室气体减排的市场机制[6]。显然,在这一时期的制度建构上,无论是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还是《京都议定书》,它们都主要集中在如何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规则设计上,而不是关注像生物多样性等与气候变化相关联的其他因素。
同样,生物多样性条约亦是如此。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出台后,缔约方亦将主要精力放在了自身目标和宗旨的实现上。从1994年该公约生效后的第一次缔约方会议开始,到1999年共进行了四次缔约方会议[7]。在这四次缔约方会议上,主要处理的是公约自身的机制建设、海洋和海岸生物多样性、农业生物多样性以及传统知识、惠益分享、生物安全、森林生物多样性等议题,而同样没有涉及到气候变化问题[8]。
当然,这不代表二者之间一点关联性都没有。一方面,尽管在文字表述上,《京都议定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都没有在各自文本中提及“生物多样性”或“气候变化”,但二者都存在着涉及对方领域的隐性话语。例如,《京都议定书》第3条第3~4款关于造林碳汇的表述显然涉及到生物多样性问题[9]。而《生物多样性公约》亦可从其序言中提及“注意到小岛屿国家这方面的特殊情况”,表明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考虑[10][11]87-88③。
另一方面,随着《生物多样性公约》相关制度规则建立起来后,如何切实履约就成为其重点关注的一个方面④,因此,从第二次缔约方会议起,与其他国际公约联合履约以实现公约目标,就成为每次缔约方会议决议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内容[8]。很显然,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建立起联合履约亦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⑤。
-
由上观之,自1992年两公约通过后,它们的缔约方均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各自条约体系内的制度构建上⑥。然而,进入21世纪后,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相互影响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2004年,包括英国、美国、南非、墨西哥、澳大利亚在内的16名科学家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来自气候变化的灭绝风险》。该文指出,在威胁全球生物多样性方面,人为引起的气候变暖已成为所有公认的威胁之一。甚至在许多地区它似乎都是最大的威胁。而且物种到达新的气候适宜地区的能力也将受到栖息地丧失和破碎的阻碍;更重要的是,它们在适当气候条件下持续生存的能力还会受到新的入侵物种的影响[12]。
很显然,无论是从科学角度,还是从现实需要方面,都使《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率先感知到与气候变化协同的意义。为此,在其2000年第五次缔约方会议上,连续通过了四项涉及气候变化的决议⑦。这些决议要求大会主席将其转交给《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同时授权执行秘书与后者的秘书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进行磋商,以便与气候公约附属科技咨询机构(Subsidiary Bod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dvice, SBSTA)开展合作⑧。2001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Subsidiary Body on Scientific, Technical and Technological Advice, SBTTA)第六次会议上提出了“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合作”建议。指出:第一,以促进基于生态系统的办法,对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之间的相互联系进行更广泛的评估,并考虑将其纳入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实施工作中。第二,成立一个特设技术专家组(Ad Hoc Technical Expert Group, AHTEG)来拟定相关科学咨询意见。第三,提出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建立一个正式的联合联络小组(Joint Liaison Group, JLG)⑨。
在前期充分准备的基础上,2004年,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七次缔约方会议上,通过了一份由特设技术专家组起草的“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的决议⑩。从这一刻起,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问题就成为历次缔约方会议必被讨论的主要议题⑪。特别是2010年第十次缔约方会议上,不仅对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进行了一次工作综述⑫,而且在2010年通过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和公正公平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第一次将气候变化纳入到了条约文本中。其指出,“缔约方认识到遗传资源对于粮食安全、公共健康、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以及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性”。此外,2012年起,《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会议更为关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的每次会议,并就后者的会议内容提出对应式的建议和措施。例如201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一次缔约方会议就将与涉及到气候变化的决议,从森林扩大到地球工程、各缔约方国内的政策行动上等⑬。2014年第十二次缔约方会议的决议则进一步扩大到有关海洋化肥的地球工程上⑭。
而在气候变化方面,《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对生物多样性的关注则开始于2000年。那一年,其下设的附属科技咨询机构收到《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四份决议,并提出将在附属科技咨询机构第十四次会议上进行审议⑮。2001年,其在审议了这些决议后,核准了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建立联合联络小组的请求,并邀请《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也加入其中,以实现“里约三公约”的协调和合作⑯。同一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七次缔约方会议通过了《马拉喀什协议》,其中在涉及“土地使用、土地使用的变化和林业”部分,该协议强调“开发土地使用、土地使用的变化和林业活动,应有助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⑰。
2002年,作为全球气候变化科学研究的权威组织,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在其技术报告《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中指出,在全球层面上,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其迫使许多物种离开原栖息地或面临灭绝的风险。故而,只有不断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行动,才能在一定程度上阻止这一风险的发生⑱。同一年,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八次缔约方会议的决议中再次提到,“确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需加强相互间的合作,以确保这些公约在环境领域的整体影响力,在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目标下促进协同作用,避免重复工作,加强共同努力,并提高现有资源的利用效率”⑲。
无疑,这些科学研究成果和决议不仅促使许多学者提出气候变化规则与生物多样性的协同问题[13],而且也进一步激发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对生物多样性的关注。但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会议积极研究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不同,此时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正忙于实现《京都议定书》的生效。因此,尽管有关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关系的科学研究在不断进展中,但从规则制度建构上,则远不如《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会议那样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
尽管在各自条约体系内⑳,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都向对方规制的领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二者仅是在一定程度上对相关问题的认同,而并没有真正启动具体规则协同。例如,2010年通过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和公正公平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仅是条约文本的序言中提及到气候变化,而没有相关具体规则表述[11]85-115㉑。同样,2005年生效的《京都议定书》,尽管有前面2001年《马拉喀什协议》为其实施,而在生物多样性方面有所规定,但其仍是缔约方自行考虑的事项㉒。
2015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年。这一年,一方面,就科学研究而言,美国康涅狄克大学生物学副教授乌尔班(Mark C. Urban)以一个更为紧迫的题目《气候变化加速了物种灭绝风险》在《科学》杂志上撰文指出,如果我们按照“一切照旧”的碳排放轨迹行事,那么预计多达六分之一的物种将从地球上消失[14]。另一方面,气候变化谈判亦出现重大突破,2015年正式通过了《巴黎协定》。该条约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其中。其序言部分要求,“必须确保海洋在内的所有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并保护被有些文化认作地球母亲的生物多样性”。第5条涉及到森林减排的规定,第7条涉及到生态系统复原力的气候适应,以及第8条涉及到为减少损失和损害风险,开展生态系统复原力的合作规定。无疑,气候科学研究和《巴黎协定》的出台促使气候变化条约体系开始走向一个规则协同期。而与此同时,2018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四次缔约方会议亦通过了《关于设计和有效实施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气候变化和减少灾害风险的自愿准则》㉓。
2021年则进入到一个规则协同的加深阶段。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暴发使人们意识到生物多样性,特别是生物安全对人类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美国重返《巴黎协定》,使世界又重新燃起了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希望。特别是,2021年10月,《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一阶段会议在中国昆明召开。会议通过的《昆明宣言》不仅承诺要确保制定、通过和实施一个有效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而且明确指出须进一步加强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现有多边环境协定的合作与协调行动㉔。一个月之后,2021年11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会议在英国格拉斯哥召开。会议通过的“格拉斯哥气候协议”更是在协议文本的多处论及生物多样性。例如该协议序言指出,“必须确保包括森林、海洋和冰冻圈在内的所有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并保护一些文化视之为地球母亲的生物多样性”;并明确肯定了“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是两重相互关联的全球危机”。在其正文的第21段亦提出,“必须保护、养护和恢复自然和生态系统,包括森林和其他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让这些系统作为温室气体的汇和库并保护生物多样性”。
-
毋庸讳言,上述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规则协同的演变,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生物多样性公约》条约体系对气候变化规则,以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条约体系对生物多样性规则的各自吸纳。然而,对两个条约体系的“规则如何协同”本身并没有做出回答。显然,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势必要回到两条约体系的文本中,才能有所发现。
-
1. 《生物多样性公约》条约体系中有关规则协同的文本规定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中,有关规则的协同主要体现在第5条、第22(1)条、第23条4(h)款和第24条1(d)款的规定上。其第5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尽可能并酌情直接与其他缔约国或酌情通过有关国际组织为保护和持久使用生物多样性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并就共同关心的其他事项进行合作。尽管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一条规定不应适用于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规则协同,因为后者只是一个条约机制,而不是国际组织,但从实践来看,《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会议的决议从一开始就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与涉及生物多样性的各项公约列入其合作范畴。
此外,《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第22条是有关公约与其他国际公约关系的规定。其第一款规定,本公约的规定不得影响任何缔约国在任何现有国际协定下的权利和义务,除非行使这些权利和义务将严重破坏或威胁生物多样性。这一条实际上确立了在涉及生物多样性的规则时,当出现规则冲突时的解决办法。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第23条和第24条则是有关缔约方会议和秘书处的规定。在第23条第4(h)款的规定中指出,通过秘书处,与处理本公约所涉事项的各公约的执行机构进行接触,以期与它们建立适当的合作形式。而第24条第1(d)款规定,与其他有关国际机构取得协调,特别是订出各种必要的行政和合同安排,以便有效地执行其职责。从其实践来看,《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秘书处是其具体开展和执行规则协同的主要机构,缔约方会议主要通过其来实现与其他涉及生物多样性各项条约的规则协同。而在具体协同形式上,则往往是通过缔约方会议的决议授权,在秘书处与其他涉及生物多样性各项条约的执行机构之间或建立了备忘录、工作方案或成立了联合联络小组㉕。
2.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条约体系中有关规则协同的文本规定
在规则协同方面,《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与《生物多样性公约》迥然不同。这表现在,一方面,《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没有体现出与其他国际条约关系的规定。仅是在其第7条关于缔约方会议的规定中,第2(l)款指出,缔约方会议应酌情寻求和利用各主管国际组织和政府间及非政府机构提供的服务、合作和信息。最终,这一规定也原封不动地写在了《京都议定书》的第13条第4(i)款中。而到了《巴黎协定》时,在有关缔约方会议的规定方面则完全没有了这一表述。另一方面,《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也没有明确将谨慎原则适用于潜在的环境后果上,没有提及在减缓措施上优先考虑环境影响问题。同样,《京都议定书》中也没有明确规定其减排措施应建立在对生物多样性最小的消极影响上。而仅是在规则协同上,其第2条第a(ii)款规定,保护和增强《蒙特利尔议定书》未予管制的温室气体的汇和库,同时考虑到其依有关的国际环境协议作出的承诺;促进可持续森林管理的做法、造林和再造林。
-
由上可知,虽然两个条约体系就规则协同的规定不同,但仍在各自文本上有所体现。然而,即使如此,可以发现这些文本规定远远不能解决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在规则协同方面的挑战。其具体表现在:
第一,气候变化条约体系缺乏一个明晰的规则协同规定。尽管如上文所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中都存在规则协同的规定,但不得不说的是,从文本语境来看,这些规定都不是旨在解决一般的规则协同问题,而更大程度上是一种针对某一机构或专门领域的特殊规则。因此,严格意义上来说,气候变化条约体系没有一个明晰的规则协同规定。但是,鉴于气候变化问题已越来越多地深入到国际社会的各个领域中,这就使得不只是在有关生物多样性领域,而且在其他像海洋、人权、贸易投资等领域都存在着一个与气候变化规则协同的紧迫问题[15-19]。
第二,《生物多样性公约》有关规则协同的规定不能完全适用于气候变化领域。在对《生物多样性》文本分析时曾指出,该公约第5条如果从严格意义上来讲,适用的是与涉及生物多样性的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而对于涉及生物多样性的各项公约则并不能直接援引这一条规定,这同样适用于气候变化条约体系。
而第22(1)条的规定,尽管给了《生物多样性公约》一种“反向优先权”,即当涉及到其他条约严重破坏和威胁生物多样性时,《生物多样性公约》可采取相应干预措施[20]。但在气候变化领域却存在着一些现实问题无法解决。一方面,《生物多样性公约》本身的拘束力是赋予国家缔约方的,或言之,是通过国家行为来实现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而当国家不愿或不能够这样做时,就无法实现这一目标。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这一规定是针对“现有国际协定”的,而从时间上考虑,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内的各项气候条约的生效均晚于《生物多样性公约》,因而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一条亦无法适用于气候条约体系上。
第三,《维也纳条约法公约》难以解决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的规则协同问题。毋庸讳言,当《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与《生物多样性公约》这两个条约体系不能通过自身内部的规则解决协同问题时,最终只能通过国际法中的一般规则来加以解决。就这一方面而言,会触及到两个领域:一个是通过国际法的等级关系加以解决。或言之,如果《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与《生物多样性公约》两个条约体系存在等级关系,那么,上位阶的条约将得到优先适用。但是从条文来看,这两个条约体系均不包括确定无疑的国际强行法规则,因而不能通过国际强行法优先适用来解决二者的协同问题。另一个则是通过《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来加以解决二者的冲突问题。但《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解决的只是“就同一事项、前后相继的两个条约的适用”问题。很明显,《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与《生物多样性公约》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更不存在前后相继问题。故此,《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亦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的规则协同问题。
第四,在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各项国际条约的操作层面上缺乏规则协同的规定。由上文可知,目前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的协同文本,主要体现在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两个条约体系的序言部分,以及相关缔约方会议的决议中。而在专门涉及到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的规则协同方面,尚缺乏一个在操作层面上的具体规则、标准或指南。不言而喻,这种法律上的空白是由于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两个条约体系的碎片化引起的[21],而要改变这种局面,一个水平层面上的规则协同规定势必是必要且不可缺少的。
-
不言而喻,倘若规则协同不能得到有效解决,无疑会影响到未来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合作与发展。而对于这一挑战的解决,可能有不同的进路,但我们认为至少可从法律、政治和理论基础三个层面加以考虑:
-
法律在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的规则协同方面,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乃是“法律如何实现将对生物多样性的关注纳入到气候变化条约体系中,同时将对气候变化的关注纳入到生物多样性条约体系中;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要使这种纳入产生积极的效果。”[22]而意欲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在两个条约体系层面上建立起相互支持原则。所谓相互支持原则,是指面对国际法上具有相互竞争性的机制,可通过法律的解释技艺,实现规则间的融贯;如若仍未能实现这一目标时,则应在诚信基础上缔结一份关系明晰的协议[23]。不言而喻,相互支持原则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前国际法实践中存在的碎片化问题引起的。其作为一种法律技术手段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国际条约、协定之间的冲突。这无疑对于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两个条约体系之间的规则协同同样适用。
-
从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相协同的发展历史来看,尽管两公约是同一年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的,但《生物多样性公约》条约体系在协同方面做出了更多的努力,而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主的条约体系则表现得行动较为迟缓[24]1259。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二者不同的法律设计所造成的,即《生物多样性公约》在条约目标和宗旨实现的设计安排上,更多地依仗国家缔约方层面上的执行,以及与其他涉及生物多样性相关组织、条约协定的执行机构的国际合作上[25]。特别是国际合作方面,尽管其将国际合作直接纳入到条约的正文部分[11]89㉖,但是从实践来看,当其他所涉条约不考虑生物多样性时,《生物多样性公约》仍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应对措施,而这正是该公约的“阿喀琉斯之踵”。故而,《生物多样性公约》更推崇与涉及生物多样性的其他各项条约的协同行动。
而另一方面,气候变化条约体系在协同方面则更多地受到了像条约谈判等政治上的影响。例如,在21世纪初期,《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更多地考虑是《京都议定书》如何生效问题;而到有关2012年后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制度安排时,则更多担心的是,如将生物多样性纳入气候变化谈判议程时,会“冲淡”碳减排的主题。这些均造成了气候变化条约体系在规则协同上的迟缓性。此外,也有学者提出气候变化问题的复杂性、碳减排的独特性以及环境的优先性等问题亦是其协同迟缓的原因[26-27]。
所幸的是,《巴黎协定》之后,特别是格拉斯哥会议上碳中和共识的达成,为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的规则协同带来了契机。这表现在:首先,《巴黎协定》采取的减排方式是国家自主贡献模式。这一方式有助于缔约方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到国家自主贡献的减排范畴内,实现国家层面的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的规则协同。其次,碳中和共识的形成加速了缔约方利用生物多样性开展减排的积极性。科学研究发现,利用生物多样性开展减排,可以实现超三分之一的全球减排量;故而,在碳中和苛刻的时间表内,生物碳减排必然会成为缔约方的一个重要选择。当然,碳中和下,温控势必会出现从2℃向1.5℃靠拢的趋向,这无疑也会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从而一定程度上减缓物种灭绝的严峻形势[28-29]。
-
尽管《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目标迥异,但二者最终都是直接或间接指向生态系统的维护㉗。而且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是显著和剧烈的,例如,气候变暖会严重影响到生物多样性的存在,而具备生物多样性的森林碳汇同样会对气候变化产生实质影响㉘[30]。然而,两公约均是在各自领域建立起来的应对策略,在没有规则协同时,往往就会形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规则制度。更严重的是,由于规则在设计之初没有充分考虑对方领域的协同问题,就会产生规则推动朝相反方向运行,甚至加速的恶果。
例如,1997年《京都议定书》中规定,可将土地利用、变更和林业的方式作为温室气体减排的一种手段和措施㉙。然而,却没有规定在实施这一减排措施时,必须遵循生态多样性的原则。这就会造成缔约方为经济目的,一方面,在砍伐森林的同时[31]㉚,为完成减排目标,而种植那些不具生态多样性的林木。另一方面,《京都议定书》规定的联合履约、清洁发展机制等又会通过市场机制加速这一行为,波及到发展中国家,造成更大面积的生态多样性破坏[32]。尽管为实施《京都议定书》,于2001年出台的《马拉喀什协议》中规定了要“考虑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在内的社会、经济、环境影响”㉛,但该条并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从而无法完全限制缔约方的行为[9]。
是故,那种建立在市场价格机制下的单一减排模式极可能会造成对与气候变化相关其他问题的忽视[33]。因此,未来的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化规则协同应建立在整体系统思维的基础上。因为,唯有整体系统思维的路径可将人类和自然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整合在一起,从而为解决复杂的相互关系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34]。换言之,整体系统思维有助于我们建立一个连贯、综合的治理体系。而这一治理体系一经建立,即可从总体上把握规则协同,并将长期目标转化成指导和协调实施的有效机制。此外,它还可使这一治理体系具备一定的灵活性,以适应和考量不断变化的知识、价值等方面的挑战。
-
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但同时也是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实现二者的协同发展,不仅是我们对生活于地球家园的一种伦理义务[35],而且也是事关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举措。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保护上做出了诸多新的贡献、发展了新的理念,而这些正是我们未来在二者规则协同上需要重点考量和适用的。就这种贡献与理念而言,其具体表现在:
第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确立推动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规则协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思想中,习近平同志不仅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论”,提出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重要论断[36],而且也深刻指出,“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荒漠化加剧、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给人类生态和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37]。无疑,建立环境友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是推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则协同的重要思想基础。
第二,中国积极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念践行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的协同。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理念。这正如习近平主席在格拉斯哥气候变化世界领导人峰会上所指出的,“中国秉持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38]。在这一理念的实践方面,中国不仅积极提升了生态碳汇的能力,而且其实践的“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案例”亦入选联合国“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全球精品案例[39]。
第三,中国积极实施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经2018年修正后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第2条明确规定,防治大气污染,应当加强对燃煤、工业、机动车船、扬尘、农业等大气污染的综合防治,推行区域大气污染联合防治,对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氨等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实施协同控制。可见,该法为实施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协同控制和开展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法律基础。而众所周知,大气污染物亦会对生物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减污降碳的协同也有助于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的协同。
当然,尽管中国在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规则协同方面已取得一定成绩和贡献,但随着碳中和共识的形成,特别是中国做出2060年前力争实现碳中和的承诺后,势必加紧了中国温室气体减排的紧迫度。而这其中,关注碳减排措施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就成为其不得不考虑的选项。为此,在未来的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的规则协同上,应建立在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下,从国内国际两个层面予以加强:
1. 国内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的构建应充分考虑生物多样性条约体系的相关规则建议
《生物多样性公约》建立起一种以国内治理为主的履约机制,因此,其无论是《生物多样性公约》条约体系,还是历次缔约方会议的决议,其最终的执行都将有赖于缔约国在国内的实施。故而,国内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在构建时,应积极吸纳生物多样性条约体系在有关气候变化方面的相关规则和建议,以避免出现政策体系对国内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和破坏。例如,在鼓励开展生物质燃料进行碳减排的政策制定时,应充分认识到其可能存在对天然林、草原等生物多样性破坏的可能性,特别是在外来物种的适用上。又如,碳捕获与封存技术(CCS)是一种有效的碳减排技术,但这一被誉为地球工程的技术却存在着破坏生物多样性的可能,因此,在制定鼓励这一技术的政策时,亦应充分考量它们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2. 在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的国际规则协同方面,既要肯定自然为基的气候解决方法,又要防范两个条约体系的规则冲突
由《生物多样性公约》提出的基于以生态系统而形成的以自然为基础的气候解决方法㉜,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支持[40-42]。因为科学研究发现,将气候变化控制在接近1.5℃所需的净减排总量中,三分之一是来自于“基于自然的气候解决办法”[43],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应对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协同。因此,在未来的气候变化谈判中,应积极提倡将这一方法纳入到气候变化条约体系或决议中。但同时也应防范《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会议做出的决议对气候变化条约体系和决议的僭越,进而威胁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国家主权和核心利益[24]1263-1265㉝。
International Rule Synergy between Climate Change and Biodiversity: Evolution, Challenges and China’s Options
-
摘要: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乃是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两大紧迫任务,特别是随着全球对气候变化认识的不断深入,二者的关联性被越来越多地提及。然而,目前在其规则协同方面,它们却凸显出诸多滞后与不足,进而严重影响到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行动同步。是故,未来国际社会应在整体系统思维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碳中和共识的政治推动力,从法律上确立起相互支持原则,以期实现二者的规则协同。对中国而言,则应在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下充分考虑生物多样性因素,在肯定基于自然的气候解决办法的同时,亦应积极防范应对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可能产生的规则冲突。Abstract:At present,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re two urgent task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especially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global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their relationship becomes closer. However, there are some lags and deficiencies in rule synergy between climate change and biodiversity, which seriously affects climate change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ctions. Therefore, in the future, in order to realize their rule synergies,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should think about system integration, make full use of political force of carbon neutrality consensus, build mutual support principle in international law. For China,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should be considered under the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 1+N policy system. Nature-base climate solutions should be affirmed. Rule conflicts between climate change and biodiversity conversation should be actively prevented.
-
Key words:
- carbon neutrality/
- climate change/
- biodiversity
注释:1) 《格拉斯哥气候协议》的第17段明确规定,到21世纪中叶前后实现二氧化碳的净零排放。UNFCCC, Glasgow Climate Pact, FCCC/CP/2021/L.13, 13, November 2021。2)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会议,即气候变化格拉斯哥会议期间,同时召开的格拉斯哥领导人峰会上,141个国家达成了《关于森林和土地利用的格拉斯哥领导人宣言》。而中美亦在会议期间联合发布了《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其中第8段指出,两国特别认识到,甲烷排放对于升温的显著影响,认为加大行动控制和减少甲烷排放是21世纪20年代的必要事项。3) 此外,也有学者提出不只是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序言中,而且在该公约的第5条、第6条、第8条、第10条、第11条、第14条、第22条中都暗含着与气候变化相关联的表述。4) 1994年,在《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一次缔约方会议时,就涉及到与其他公约在未来开展合作的决定。其具体体现在第I/5号决议中的第4段,该段指出“请执行秘书依照本《公约》第24.1(d)条的规定与负责处理本《公约》所涉事项的其他公约的秘书处进行接触,以期在本《公约》与其他公约之间开展适当形式的合作,并就此问题向缔约国会议提出报告”。CBD, Decision I/5 Support to the Secretariat b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UNEP/CBD/COP/I/5, 28, February 1995。5) 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建立合作的表述,最早出现在1995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二次缔约方会议中,由秘书处撰写的“与涉及生物多样性的其他各项公约合作”的情况说明中。其第11段、第14段、第22段、第32段、第38段和第51段都涉及到气候变化。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整个情况说明中只是提出进一步开展二者合作的可能性。CBD Secretariat, Cooperation with Other Biodiversity-Related Conventions, UNEP/CBD/COP/2/inf.2, 26 October 1995。6) 就这一点而言,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历次缔约方会议几乎没有涉及生物多样性问题,而尽管《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会议涉及到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合作,但仅是从履约角度,而不是直接从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角度,这正如在1996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三次缔约方会议上,“为与其他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合作进行的活动”执行秘书的说明中,指出仅是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合作仅是从“程序性事项”上的考虑,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二者的合作方面一直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包括1998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四次缔约方会议亦是如此。 CBD Executive Secretary, Activities Undertaken in Relation to Cooperation with Other Biodiversity-Related Conventions, UNEP/CBD/COP/3/29, 22 September 1996. See also CBD, Decision IV/15.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with the Commiss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Biodiversity-Related Conventions, Other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Institutions and Processes of Relevance, UNEP/CBD/COP/4/27, 15 June 1998: 130。7) 通过的这四项决议分别涉及到与珊瑚退色相关的气候影响、与森林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气候影响、与气候变化相关鼓励措施以及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开展机构合作。CBD, Decision V/3 Progress Rep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gramme of Work on Marine and Coastal Biological Diversity (Implementation of Decision IV/5), UNEP/CBD/COP/5/23, 22 June 2000:74-79. CBD, Decision V/4 Progress Rep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gramme of Work for Forest Biological Diversity, UNEP/CBD/COP/5/23, 22, June 2000:81-84. CBD, Decision V/15 Incentive Measures, UNEP/CBD/COP/5/23, 22 June 2000:137-138. CBD, Decision V/21 Cooperation with Other Bodies, UNEP/CBD/COP/5/23, 22 June 2000:160-161。8) Subsidiary Body on Scientific, Technical and Technological Advice, Biological Diversity and Climate Change, Including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EP/CBD/SBSTTA/6/11, 21 December 2000:2-21。9) CBD, Report of the Sixth Meeting of the Subsidiary Body on Scientific, Technical and Technological Advice, UNEP/CBD/COP/6/3, 27 March 2001:83-86。10) Secretariat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Interlinkages between Biological Diversity and Climate Change: Advice on the Integration of Biodiversity Considerations in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and Its Kyoto Protocol, Montreal: SCBD, 2003:1-13。11) 特别是2008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九次缔约方会议通过的第16号决议中,明确将气候变化议题纳入到今后每一次缔约方会议的工作方案中。CBD, Proposal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Climate-Change Activities within the Programmes of Work of the Convention, Decision IX/16. Biodiversity and Climate Change, in Report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to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on the Work of Its Ninth Meeting, UNEP/CBD/COP/9/29, 9 October 2008:149。12) 这一工作综述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下设立的第二特设专家技术小组的报告上。Secretariat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onnecting Biodiversity and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Report of the Second Ad Hoc Technical Expert Group on Biodiversity and Climate Change, Montreal: CBD, 2009。13) 有关地球工程,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次缔约方会议的决议中已出现。而与其不同的是,第11次缔约方会议就地球工程是一项单独的决议。CBD, Report of the Eleventh Meeting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to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UNEP/CBD/COP/11/35, 5 December 2012:212-224.14) 值得注意的是,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九次缔约方会议上,海洋化肥减排技术已被提及。而第12次缔约方会议则更明确地阐述了其相关性。CBD, Report of the Twelfth Meeting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to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UNEP/CBD/COP/12/29, 17 October 2014:109-110. 有关海洋化肥减排技术的危险性和法律应对亦可参见德国学者文章。Harald Ginzky, “Ocean Fertilization as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Measure-Consideration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for European Environmental & Planning Law, Vol. 7, No. 1, 2010:57-78。15) Subsidiary Bod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dvice, Report on the Subsidiary Bod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dvice on the Second Part of Its Thirteenth Session, The Hague, 13-18 November 2000, FCCC/SBSTA/2000/14, 20 December 2000:11-12。16) Subsidiary Bod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dvice, Report of the Subsidiary Bod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dvice on Its Fourteenth Session Bonn, 24-27 July 2001, FCCC/SBSTA/2001/2, 18 September 2001:10-12。17) UNFCCC, Report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on Its Seventh Session, held at Marrakesh from 29 October to 10 November 2001 Addendum Part Two: Action Taken by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Volume I, FCCC/CP/2001/13/Add.1, 21 January 2002:56。18) Habiba Gitay, Avelino Suarez, Robert T. Watson & David Jon Dokken eds. Climate Change and Biodiversity, Geneva: IPCC, 2002:2-3。19) UNFCCC,Report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on Its Eighth Session, held at New Delhi from 23 October to 1 November 2002, Addendum Part Two: Action Taken by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at Its Eighth Session, FCCC/CP/2002/7/Add.1, 28 March 2003:32。20) 气候变化条约体系是由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京都议定书》和2015年《巴黎协定》三项国际条约构成。而生物多样性条约体系则是由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2000年《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2010年《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关于赔偿责任与补救的名古屋—吉隆坡议定书》以及2010年《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和公正和公平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四项国际条约构成。21) 但即便是这样一个仅是写在序言中的表述,对于国际环境法学者而言,都是令人鼓舞的。英国国际环境法学者莫格拉详述了在《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和公正公平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纳入气候变化议题的历史意义。22) 例如,在利用清洁发展机制(CDM)方面,根据第九次缔约方会议通过的《第一个承诺期清洁发展机制之下的造林和再造林项目活动的模式和程序》,是否考虑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是参与项目缔约方自行决定的事项。UNFCCC, Modalities and Procedures for Afforestation and Reforestation Project Activities under 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in the First Commitment Period of the Kyoto Protocol, Decision19/CP.9, in Report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on Its Ninth Sesson, held at Milan from 1 to 12 December 2003, Addendum, Part Two: Action Taken by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at Its Ninth Session, FCCC/CP/2003//6/Add.2, 30 March 2004:13-31。23) CBD, Report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to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on Its Fourteenth Meeting, CBD/COP/14/4, 20 March 2019:30-49。24) CBD, Kunming Declarati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Building a Shared Future for All Life on Earth”,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to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Fifteenth Meeting (Part I), Kunming, China, 11-15 October 2021, CBD/COP/15/5/Add.1, 13 October 2021:3-5。25) CBD, Modalities for Enhanced Cooperation with Relevant Biodiversity-Related Bodies, UNEP/CBD/COP/3/35, 21 September 1996:5-17。26) 大多数多边环境协定是将国际合作列入序言中的,而《生物多样性公约》以正文形式列出,一定程度上表明该公约对国际合作的重要依赖。27)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公约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目标则是“从事保护生物多样性、持久使用其组成部分以及公平合理分享由利用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实现手段包括遗传资源的适当取得及有关技术的适当转让,但需顾及对这些资源和技术的一切权利,以及提供适当资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条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条。28) Secretariat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Global Biodiversity Outlook 5, Montreal: CBD, 2020:172。29) 《京都议定书》第3.3条、第3.4条和第3.7条的规定。30) 森林砍伐会造成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五分之一。31) UNFCCC, 11/CP.7 Land Use, Land-Use Change and Forestry, FCCC/CP/2001/13/Add.1, 21 January 2002: 54。32) 有关《生物多样性公约》提出的生态系统路径(Ecosystem Approach)的具体阐释体现在2000年其第五次缔约方会议的第六项决议中。CBD, Ecosystem Approach, Decision V/6, Report of the Fifth Meeting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to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UNEP/CBD/COP/5/23, 22 June 2000:103-109。33) 例如,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SEI)的研究员范·阿瑟尔特(Harro van Asselt)就曾警告说,在《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两个秘书处之间建立的联合联络组(Joint Liaison Group, JLG)就存在着超越缔约方授权而开展行动的制度风险。 -
[1] UNFCCC. The glasgow climate pact – key outcomes from COP26[EB/OL]. [2022-01-16].https://unfccc.int/process-and-meetings/the-paris-agreement/the-glasgow-climate-pact-key-outcomes-from-cop26. [2] 环球网. 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R/OL]. (2021-11-11)[2022-01-16].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6124210271456712&wfr=spider&for=pc. [3] UN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 UK 2021. Glasgow leaders’ declaration on forests and land use[R/OL]. (2021-11-02)[2022-01-18].https://ukcop26.org/glasgow-leaders-declaration-on-forests-and-land-use/. [4] GRUBB M, KOCH M, THOMSON K, et al. The “earth summit” agreements: a guide and assessment: an analysis of the rio’92 UN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M]. London: Earthscan, 1993: 3−13. [5] BODANSKY D.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a commentary[J]. 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3, 18: 451-558. [6] BREIDENICH C, MAGRAW D, ROWLEY A, etal. The Kyoto protocol to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J].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8, 92: 315-331.doi:10.2307/2998044 [7] 环境保护部国际合作司. 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命系统: 《生物多样性公约》回顾与展望[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16. [8] HENNE G, FAKIR S. The regime building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on the road to Nairobi[J]. Max Planck Yearbook of United Nations Law, 1999, 3: 315-361.doi:10.1163/187574199X00081 [9] JACQUEMONT F, CAPARRÓS A.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and the climate change convention 10 years after rio: towards a synergy of the two regimes[J]. Review of European Community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2002, 11(2): 169-180.doi:10.1111/1467-9388.00315 [10] BIRNIE P, BOYLE A, REDGWELL C.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environment[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618. [11] MORGERA E. Far away, so close: a legal analysis of the increasing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and climate change law[J]. Climate Law, 2011, 2: 85-115doi:10.1163/CL-2011-027 [12] THOMAS C D, CAMERON A, GREEN R E, et al. Extinction risk from climate change[J]. Nature, 2004, 427: 145-148.doi:10.1038/nature02121 [13] 曾文革, 肖峰, 黄艳. 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冲击与国际法制度协调[J]. 江西社科科学, 2012(9): 137-143. [14] MARK C U. Accelerating extinction risk from climate change[J]. Science, 2015, 348: 571-573.doi:10.1126/science.aaa4984 [15] DOELLE M. Climate change and the use of the dispute settlement regime of the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J]. 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 2006, 37: 319-337 [16] BLAU J. The Paris agreement: climate change, solidarity, and human rights[R]. Cham,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57−73. [17] ZENKER A. International climate agreements under review: the potential of negotiation linkage between climate change and preferential free trade[M]. Wiesbaden, Germany: Springer, 2020: 11−43. [18] 杨泽伟. 碳排放权: 一种新的发展权[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1(3): 40-49. [19] 王阳. 全球海洋治理视野下海洋气候变化的法律规制: 现状、特征与前景[J]. 边界与海洋研究, 2021(1): 30-49. [20] WOLFRUM R, MATZ N . The interplay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nd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J]. Max Planck Yearbook of United Nations Law, 2000(4): 475. [21] RUIZ J J. Gaps in international biodiversity law and possible ways forward[M]//FAJARDO T, ERITJA M C. Biological diversity and international law: challenges for the post 2020 scenario. Cham, Switzerland: Springer, 2021: 38. [22] HODAS D R. Biodiversity and climate change laws: a failure to communicate[M]// JEFFERY M I, FIRESTONE J, BUBNA-LITIC K.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law + livelihoods: bridging the north-south divid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383. [23] PAVONI R. Mutual supportiveness as a principle of interpretation and law-making: a watershed for the “WTO-and-competing-regimes’ debate” [J].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0, 21(3) : 649-679.doi:10.1093/ejil/chq046 [24] VAN ASSELT H Managing the 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forest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climate and biodiversity regimes[J]. New York Univers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Politics, 2012, 44: 1259−1265. [25] JOHNSTON S.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the next phase[J]. Review of European Community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1997, 6(3): 219-230.doi:10.1111/1467-9388.00104 [26] PITTOCK J. A pale reflection of political reality: integration of global climate, wetland, and biodiversity agreement[J]. Climate Law, 2010(1): 369-370. [27] DOELLE M. Integration among global environmental regime: lessons learned from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M]//CHIRCOP A, MCDORMAN T L, ROLSON S J. The future of ocean regime-building: essays in tribute to douglas M. Johnston.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2009: 63−85. [28] WARREN R, PRICE J, VANDERWAL J, et al. The implic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Paris agreement on climate change for globally significant biodiversity areas[J]. Climatic Change, 2018, 147: 395-409.doi:10.1007/s10584-018-2158-6 [29] NUNEZ S, ARETS E, ALKEMADE R, et al.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biodiversity: is below 2℃ enough[J]. Climatic Change, 2019, 154: 351-365.doi:10.1007/s10584-019-02420-x [30] PETER D C. Implications for biodiversity of potentially committed global climate change (from science and policy[M]// FILHO W L, BARBIR J, PERZIOSI R. Handbook of climate change and biodiversity, cham. Switzerland: Springer, 2019: 135−149. [31] TOLENTINO A S. The ramsar, biodiversity and climate change conventions-inter-convention synergies[J]. Environmental Policy & Law, 2015, 45(5)209. [32] PONTECORVO C M.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global environmental regimes: the Kyoto protocol on climate change and forest protection[J]. Heidelber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9, 59: 709-748. [33] MAYER B. The international law on climate chang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126−127. [34] LIU J G, MOONEY H, HULL V, et al. System integration for global sustainability[J]. Science, Vol. 347, No. 6225, 2015, 347(6225): 963. [35] CROWLEY J. Biodiversity and climate change: ethics and science[J].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2013, 64: 9-17.doi:10.1111/issj.12062 [3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6+12. [37] 习近平. 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1-04-23(2). [38] 新华社.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世界领导人峰会发表书面致辞[EB/OL]. (2021-11-01).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5237933507504066&wfr=spider&for=pc. [3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N]. 光明日报, 2021-10-02(13). [40] SEDDON N, DANIELS, DAVIS R, et al. Global recogni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nature-based solutions to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J]. Global Sustainability, 2020, 3: 1-12.doi:10.1017/sus.2019.23 [41] CHAUSSON A, TURNER B, SEDDON D, et al. Mapp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nature-based solutions for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J]. Global Change Biology, 2020, 26: 6134-6155.doi:10.1111/gcb.15310 [42] MORI A S. Advancing nature-based approaches to address the biodiversity and climate emergency[J]. Ecology Letters, 2020, 23: 1729-1732.doi:10.1111/ele.13594 [43] GRISCOM B W, ADAMS J, ELLIS P W, et al. Natural climate solutions[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USA, 2017, 114(44) : 11645-11650.doi:10.1073/pnas.1710465114 -
![WeChat](http://www.frunetbio.com/journal/fileBJLGDXXBSKB/journal/article/bjlgdxxbshkxb/2022/2/PIC/wechat_cn_08b72913-8318-4aeb-bd2b-c1a59f94277b.jpg)
计量
- 文章访问数:235
- HTML全文浏览量:85
- PDF下载量:26
- 被引次数: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