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老龄化进程的加剧和老年网民数量的增多，老年人使用智能设备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社交媒体^[15-16]、数字健康App^[17]、数字阅读App^[18]等移动应用程序也在大力推行适老化改造，降低了老年人使用数智技术开展智慧养老的门槛。这意味着老年人将和年轻人一样可以从数智赋能中受益，尤其对促进老年人的智慧健康养老具有重要意义^[19]。

在生理健康层面，不仅专业性质的在线问诊App可以协助老年人查阅健康知识，提供在线问诊服务^[17]，娱乐性质的社交媒体同样为老年人提供了个性化的健康干预措施^[20]。除此之外，基于用户生成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UGC），数据挖掘、云计算等技术还可能为医疗保健专业人员提供老年人活动的大数据，以便专业人员提出针对性的健康问题解决方案^[20]。

在心理健康层面，老年人自身机能下降且缺少亲人的陪伴，这致使老年人的精神健康成为全球性的焦点问题^[21]。其中，孤独感是老年人精神生活的头号杀手^[22]。信息技术打破了传统媒介交流的时空限制，拓展了老年人与外界的沟通方式，丰富了老年人的精神生活^[23]。如老年人可以利用社交媒体进行聊天^[24]、生活分享^[15-16]等，这有利于老年人提高社会适应水平，减轻孤独感^[25]。线上交流可以很好地强化老年人和其家庭成员的精神沟通，对促进多代人家庭关系和睦具有重要意义^[26]。数字阅读App同样具有易上手、易分享、低成本的特点。老年人通过线上阅读可以促进其自我身份认同，对积极老龄化进程具有推动作用^[27]。

在健康老龄化理念的基础上，银发旅游作为推动积极老龄化的重要方式之一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首先，从经济学角度，部分研究探讨了银发旅游市场的开发、转型和营销策略，指出中国银发旅游市场的发展受到供需失衡、针对性旅游产品较少、群体“个性”因素不明确等因素的制约，需要更细致地进行市场划分，开发个性化的旅游服务项目，明确老年人的旅游行为，以助力银发旅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28-29]。其次，从个体层面，银发出游的机制同样受到关注，老年人的旅游行为和意愿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客观因素方面，老年人旅游行为受到地域文化、交通政策、资源与环境、目的地的治安和可进入性等因素的影响^[30-31]。在社会规范影响下，成年子女对父母旅游的支持会形成“孝心旅游”市场，不仅能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同时加强了家庭成员在情感、认知和行动方面的联结^[32]。个人因素层面，老年人的旅游意愿同时受到自我一致性、自我效能等因素的影响^[33]。在数智时代背景下，旅游信息的产生、获取、利用和传播的形式发生了巨大变革^[34]，这同时会影响老年人的旅游行为和银发旅游市场的发展。然而当前研究针对银发群体的旅游信息行为认识并不深刻，尤其对数智技术与银发群体智慧出游的交互过程仍然缺乏探索。

当前老年人旅游信息行为研究数量较少，总体可以分为定性和定量两类。（1）定量研究大多考察了老年人参与旅游信息技术的前因和结果，如Kim和Preis^[35]基于目标导向行为模型探究了老年人使用智能设备助力旅游的行为意愿，研究表明感知行为控制、态度、先验知识、结果期望均会影响其行为意愿。随后，Kim和Kim^[10]验证了旅行者的年龄认同和创新性对其在旅游网站中的准社会互动（parasocial interaction）行为的影响，并表明此行为能够影响旅行者的幸福感和对旅游网站的口碑评价。后续研究中，Kim等^[36]基于依恋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探究了旅行者的情感体验会积极影响其社会资本，进而促进其对社交媒体的参与，而回避依恋在情感体验和社会资本之间发挥着调节作用。（2）部分定性研究则侧重于对老年旅行者进行分类，以挖掘老年人旅游信息行为中的细粒度差别。如Fabricius和Eriksson^[16]通过对14位老年旅行者进行深度访谈，依据老年旅行者对使用社交媒体促进旅游行为的能力和态度不同，将其分为不倾向使用者（disinclined）、机会主义者（opportunistic）和Web 2.0用户（2.0 users）。Pesonen等^[37]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区分老年旅行者的信息素养和性格，将其分为喜好使用数字技术开展自助旅游的冒险实践者（adventurous experimenters）、具有较高信息素养且喜欢跟团旅行的细致研究者（meticulous researchers），以及信息素养较低且喜欢跟团旅行的摸索观察者（fumbling observers）。此外，他们认为数字技术的便利性、功能性、质量和可靠性影响着老年旅行者的参与意愿，并且发现部分老年旅行者认为使用数智技术进行旅游计划制定是一种积极的享乐行为。

综上所述，以往研究论述了数智赋能对老年人健康生活的重要性，并表明老年旅行者在与智能终端的交互过程中会产生丰富的信息行为，对促进积极老龄化具有重要意义。但针对本土情境下老年人旅游信息行为的探索性研究依然缺乏。国外相关研究异质性较强，已有相关研究多是基于社会资本理论、依恋理论等经典理论开展的定量研究^[12]，缺乏针对性的理论框架指导，难以进一步深化老年人在旅游情境下信息行为研究的理论基础。

本文选择深度访谈获取一手数据，并通过扎根理论对访谈语料进行质性分析，主要原因如下。首先，目前老年人旅游信息行为的相关研究较少，尤其缺乏针对该情境的理论探索。本文通过对老年旅行者的访谈获取一手数据，能够更好地发展老年人旅游信息行为理论框架，为后续定量研究提供更加契合的理论基础。其次，老年旅行者群体内异质性极强^[16]，而国内外老年人从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上都有较大差异，照搬国外的演绎性研究思路可能并不适用，需要先对老年人旅游信息行为进行质性归纳研究。

访谈是信息系统领域的质性研究中最常见和最重要的数据收集方法之一，它被广泛用于案例研究、扎根理论、民族志等主流质性研究方法的数据收集环节^[38]。其中，由于扎根理论的编码过程既需要体现理论严谨性又需要保障编码开放性，访谈提纲的设定既要有一定的理论依据，将访谈过程框定在一个主题下，同时也要保证被访者能畅所欲言，尽可能多地获取访谈语料，浮现影响因素范畴^[39]。因此，本文的访谈提纲设计遵循以下步骤：（1）通过阅读大量相关文献和现实观察，提炼出老年旅行者可能存在的旅游信息行为，制定初始访谈提纲。（2）通过试点研究，与三名旅游经验丰富的老年旅行者开展焦点小组讨论，对部分问项进行了调整。（3）邀请四名在老年学和信息行为研究领域有丰富经验的专家围绕该主题进行讨论，并对访谈提纲进行审查和修订，形成最终的访谈提纲。

在样本的选择方面，考虑到老年人在表达能力和认知能力等方面可能存在缺陷，且相较于年轻人普遍有着较低的信息素养^[40]，为保证访谈数据的有效性和丰富性，对受访者的筛选主要基于以下原则：（1）60岁及以上。（2）能熟练运用至少一种智能设备（如智能手机、电脑或平板电脑）。（3）在自身的老年阶段拥有至少三次的旅游经历。具体的筛选步骤如下：（1）制作问卷海报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广撒网”，依据变异抽样的原则，保证访谈对象的类属覆盖度。（2）评估老年人对问卷信息的作答质量，识别符合基本条件且具有被访意愿的老年人，保留可能提供最丰富信息的受访者。（3）综合考虑保留下来的被访者的性别、学历、退休前职业、旅游经历等人口统计学信息，筛选出一组异质性较强、具备旅游经验和一定信息素养的老年人进行访谈，被访者的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本研究正式访谈时间为2021年10月28日—12月20日，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开展访谈工作，共访谈22名老年旅行者，平均每人的访谈时间为40~60分钟，并在被访者允许的情况下进行录音，后续将录音转化为文本进行分析。为更全面地探究老年人旅游信息行为，访谈提纲也会在访谈的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动态修改和完善。

本文采用程序化扎根理论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码分析，其作为一种基于归纳逻辑的定性分析方法，可以通过较为系统化和程序化的操作流程对现象之下的理论内涵进行探析^[39]。为保证编码的可信性和有效性，访谈资料由两名信息行为研究方向的博士生进行“背靠背”式编码。每周在一名信息行为领域资深专家的主持下核对编码结果，对于相同或相近的编码直接采纳，对于存在分歧的编码则在讨论后由专家确定最终结果。

开放式编码是扎根理论自下而上进行范畴抽取的第一步，其强调应从文本资料中尽可能多地发掘理论概念并进行范畴的初步归纳，一般来讲，开放式编码需要经历概念化和范畴化两个步骤。首先，通过对访谈语料转录的文字进行仔细阅读，提炼其中的关键词生成备忘录，并进行概念化处理，具体执行示例如表2所示，最终共保留118个初始概念。

随后，将初始概念进行比较、聚类、综合，并参考以往的研究进行范畴化命名^[41]。最终共得到34个初始范畴，初始范畴及其包含的初始概念如表3所示。

主轴编码是对初始范畴进行总结归纳后的维度升级。通过回顾初始编码及访谈资料，建立范畴和范畴之间的联系，将具有一定共性的初始范畴进行更凝练的概括，上升为主范畴。通过对初始范畴进行反复对比和深度分析，共归纳出10个主范畴，具体范畴内涵及主范畴与初始范畴的对应关系如表4所示。

选择性编码是扎根理论三级编码中的最后一步，其核心思想是以核心范畴为基础，结合访谈的具体情节，将研究整体串成一套完整的“故事线”，进而从本质上还原该研究现象^[43]。本文从老年人旅游的过程视角出发，提炼出旅游前、旅游中、旅游后三个核心范畴。然而本文中主范畴与核心范畴之间并不是并列对应关系，而是交叉对应关系，如老年旅行者的信息搜寻行为可能发生在旅游前的计划制定阶段，也可能发生在旅游中的路线查询阶段，同样有可能存在于旅游后的知识补充阶段^[44]。具体的过程视角下老年旅行者信息行为框架如图1所示。

图 1过程视角下老年旅行者信息行为框架

理论饱和度检验是扎根理论分析的最后一步。在三级编码结束后，通过对预留的访谈样本进行检验，判断在该研究主题下是否仍然存在未被发掘的概念或概念之间的关系。共预留了三个老年旅行者样本进行饱和度检验。通过对访谈语句进行编码分析，没有发现新的内容，因此理论已经达到饱和状态。

通过扎根理论共提炼出34个初始范畴和10个主范畴，并通过访谈内容梳理出范畴之间的影响和隶属关系（图1）。为更清晰地呈现老年人旅游信息行为的过程脉络，将老年人的旅游过程划分为旅游前、旅游中、旅游后三个阶段，同时结合访谈的原始语句对各个旅游阶段中典型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剖析。

老年人在旅游前需要进行充足的准备工作。通过梳理发现领袖效应、信息搜寻、信息处理三个主范畴组成了老年人的旅游前信息行为，各因素之间存在明显的承接和影响关系。

单纯的娱乐活动（如电子游戏），是完全由个体内在动机驱动的自发性行为，而旅游并非如此。老年人旅游多需要进行系统的组织，而组织者的感知价值需要依靠内在动机（包括感知愉悦性、成就感、责任感）的驱动和外在动机（金钱收益）的配合^[45]。如有被访者提到“我负责联系五十个人来旅游，替他们拟定电子合同，虽然会耗费很多精力，但最主要是我自己乐在其中，喜欢承担这个责任，我拉了很多人，旅行社也会给我一些补贴”（A5）。访谈中最常见的两种组织形式是基于社会资本的旅行社组团报名和基于弱关系社交媒体的自助公开招募，两种组织形式均能够为组织者带来感知价值。

组织招募后需要进行旅游计划的制定，信息搜寻是旅游计划制定的核心环节，而人员的组织形式对信息搜寻的类型有着根本性影响。对于依赖旅行社组团报名的旅行者，其搜寻类型以被动搜寻为主，“我们不会专门制作旅游攻略，顶多自己去网上提前随便看看，因为一般旅游前几天旅行社会把这几天要去地方的详细信息发到微信群里，不用我们操心”（A11）。而公开招募的自助旅行团则在组织者的领导下有明确的主动搜寻分工，“我一般将找到的信息作为大纲放在论坛帖子上，包括一共几天、每天的行程、所需的费用明细等用于招募，当有人联系我，我们会再根据实际情况细化行程”（A2）。同时，生理机能的下降导致老年人在信息搜寻经常产生对智能设备的工具需求，其中最典型的是工具需求催生出团队内部的替代搜索行为^[46]，“每个人都要在美团上领体验券，对我来说太复杂了，都是队长帮我弄”（A18）。除此之外，信息源的选择和信息搜寻情景同时内嵌于搜寻过程中。

数字素养的不足导致老年人在获取信息后产生认知需求，从而进入一段较长的信息处理过程^[47]。信息吸收是信息处理的核心环节，将直接决定搜寻的信息能否用于实践^[48]。在老年人旅游情境下，信息吸收是在对信息充分理解后的参考或模仿过程，如有被访者提到，“在去少数民族村落前，我会按照小红书上的视频买当地少数民族的穿搭，同时在家练习（小红书）上面的拍照姿势”（A1）。

在旅游开始后，老年旅行者的核心身份将从信息的消费者转换为信息的生产者。由图1可知，老年人在旅游中的信息行为包括信息生产、信息创作和信息分享三个阶段，各因素之间存在明显的顺承和交叉影响关系。

老年旅行者热衷于在旅行过程中通过拍照、录像、写博客等方式记录生活。尤其对于目标驱动型的旅游个体，旅游的目的即进行信息生产，“因为我在学摄影嘛，需要到外面去取材，以前喜欢观景式的游山玩水，现在主要是为了拍照才出去玩”（A20）。同时，由于老年人中存在着更普遍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49]，从信息搜寻到信息生产，其在面对自身并不擅长的数字技术时更倾向于“抱团取暖”，“除了自拍，我们会少数服从多数，选一个背景或一个活动（如蹦极）进行轮流拍照”（A1）。然而部分老年旅行者受限于硬件设备和顾虑自身形象，影响了信息生产行为，如有被访者提到“现在年纪大了形象不佳，旅游也就拍拍风景，不会像年轻人一样喜欢自拍”（A14）。

在信息生产的基础上，老年旅行者在旅行途中可能会选择直接分享原生信息或加工创作后分享自生信息。当前社交媒体拥有丰富的示能性^[50]，其中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丰富而简易的创作示能性吸引着具有创新精神的老年人参与其中。因此当前访谈样本中仅提到一种原生信息分享的情况，即部分老年摄影爱好者出于功用目的分享原生信息以获取反馈优化信息生产技能。如“我们摄影爱好者会将照片发到摄影爱好者群里让大家点评，他们感觉还可以的话，我们会再发给家人”（A21）。除此之外，更多的老年旅行者选择在创作的基础上进行自生信息分享，通常有两种形式。一方面，老年旅行者出于个人习惯或虚荣心，可以熟练地在弱关系社交媒体中进行传播性分享和反馈式分享。如“我不会用复杂的功能，主要就是抖音上的一键美颜，然后配上云里雾里的特效和背景音乐，旅游时候每天吃过晚饭在酒店就会发出来，并且会盯着看谁给我点赞”（A7）。老年旅行者对反馈的追求满足了其准社会互动的社交需求。另一方面，部分老年旅行者存在隐私顾虑或关系维持担忧，如分享内容可能被别人嫌弃、得到批评的评论或泄露个人隐私^[13]9-10，因此部分老年旅行者会限定信息分享的目标人群，只用于增进与目标人群之间的情感联结。如有被访者表示“我会用抖音制作视频，但我不会在上面发布，感觉谁都能窥探你的生活，我只会将做好的视频发到家庭群里”（A4）。

信息搜寻行为除了主要支持旅游前的计划制定，同样穿插在旅游中的不同情境下。如有被访者表示“我们在旅游过程中需要经常查阅天气，因为这可能会影响我们后续的旅游计划”（A22），“除了旅行社给我们规划的路线，我们每天会查一些信息，比如用美团看看明天要去的地方周围有哪些好吃的”（A1）。

旅游结束后，老年旅行者的信息行为主要由信息组织、信息创作和信息分享三个部分组成，其中信息创作和信息分享在主范畴层面与旅游中信息行为重叠，但由于老年旅行者在旅游后经历了对关键信息的组织，其信息创作和分享形式也产生了较大差异。

数字信息的过度积累会使得个体产生信息压力，且难以从冗杂的信息中获取有效的目标信息^[51]。其中对照片、视频等数字信息的保存更容易发展为囤积现象^[52]。为缓解数字囤积带来的困扰，相较于当前快节奏生活的年轻人，老年旅行者更倾向于在旅游结束后对信息进行细致组织。如有受访者表示“因为我们年纪大了看手机屏幕很费劲，所以把照片传到电脑上，按照日期和地点进行命名是我（旅游）回家以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我喜欢把东西整理得井井有条，删除大部分照片，只存储一小部分”（A22）。通过在信息转移的基础上进行分类和筛选，去除重复或无意义的信息，存储纪念性信息，同时选择部分信息进行下一步的创作，“我做事习惯果断‘断舍离’，把相机上的照片导入（电脑）后，一般500张照片我只保留20~50张精修，其他的就全部删掉了”（A21）。

在信息组织基础上，原生信息的质量得到了进一步保证，而此时少有老年旅行者选择直接分享，而会先选择进一步创作加工。一方面，从汇总性创作到选择性分享，老年旅行者将社交媒体作为记忆容身的场域。“每次旅游后我会把留下的照片剪成一个七、八分钟的视频私密上传，只是想等自己走不动了翻出来看一看”（A17）。另一方面，部分老年旅行者钟爱考据经典、传播知识，如有被访者表示“从滕王阁回来，我又重温了《滕王阁序》，还让儿子帮我查了王勃的生平，结合旅游的视频写了一篇帖子，大家反响还是挺热烈的，有些人还引用诗句评论，颇有学术交流的感觉！”（A20）。知识传播类分享不仅为他人介绍了景点和相关知识，同时自身通过补充性的信息搜寻，丰富了旅游后体验，更加凸显了信息分享作为一项社会文化行为的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老年旅行者在与信息技术的交互过程中产生了丰富的旅游信息行为。从最初的信息搜寻到信息分享，信息技术在各个方面不断丰富和优化老年人的旅游体验。本文在扎根理论编码的基础上借助过程视角进行分析，不仅揭示了旅游前、旅游中、旅游后三个阶段中的核心信息行为及其顺承关系，同时展现了各阶段信息行为之间的交叉重叠及同一行为在不同阶段的细粒度差异。总体来说，该框架系统、全面地揭示了老年人旅游的信息行为过程。

除上述三个旅游过程，老年旅行者的信息行为会被旅游需求、旅行条件和旅游数字素养全面影响。囿于篇幅，本文仅选择部分典型影响关系进行分析。

旅行需求方面，工具需求从外在人机交互层面影响了老年旅行者的信息搜寻和信息处理过程，而社交需求和情感需求从主观层面上刻画了其自由感、满足感、社会支持、归属感等内在基本需求，内在需求之间的“相辅相成”，是更为核心的需求类型。如有被访者表示“我每个月都和老朋友去‘农家乐’呆几天，那里没有什么风景，主要是我很享受这种世外桃源般的自由感，和老朋友谈谈心，也能缓解一下在家单调的生活”（A17）。可以发现，情感需求催生了社交需求，驱动了老年旅行者的人机交互，而社交需求的满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填补老年旅行者的情感需求。

旅行条件是老年旅行者开始旅行的保障。旅游的政策福利吸引着老年人，而健康状况却限制着其出行，如有被访者表示“现在70岁以上不要门票，60岁以上门票减半，我们旅游团里最大的已经77岁了，但现在身体不太好也就在周围转转，出不了远门”（A2）。社会资本是老年人开展旅行最典型条件，从人员招募到替代搜索再到信息分享，社会资本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有受访者表示“旅行住宿都是两人一间，如果你有熟人，住宿就方便得多，否则就要随机分配同住的人，我很反感与陌生人同住，如果没有熟人我就不去了”（A1）；“我总害怕别人觉得我发的朋友圈很傻，所以会先（把照片）发给儿子，让他用年轻人的眼光看看拍的怎么样再分享（A13）”。

数字素养在促进积极老龄化进程的需求侧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发布的《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明确指出，需构建全年龄段的全民终身数字学习体系，尤其应保障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的数字技能稳步提升，以加快弥合数字鸿沟^[53]。本文通过访谈归纳了老年人在旅游过程中涉及到的典型数字素养因素，可以为老年旅行者数字素养的提升提供方向性的参考意见。首先，算法素养正在形成新一轮的数字鸿沟，这可能会加深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而绝大多数老年人对此一无所知^[54-55]。仅被访者A1作为一名曾经的大学教授能够意识到算法的存在，但对此可能产生的问题并没有防范意识，“旅游网站上的个人信息我一般会填写的，我感觉他们收集相关信息可能是为了大数据进行分析、归类，更好地为了终端用户服务的呀”（A1）。其次，多数老年旅行者为避免无效社交且习惯整理信息，因此其数字囤积现象并不严重，“我不喜欢在旅行过程中加一些陌生人，因为他们总会发些无聊的信息，且将来不会有任何交集，但我还不好意思删除他们，所以现在干脆婉拒好友申请（A10）”。再次，老年人有着较强的隐私顾虑，而熟人网络会缓解这种顾虑，“我不会在软件中进行实名制，提到手机号、身份证号，我们就不会往下弄了，现在骗子很多，身份泄露很可怕的；但在旅行团的群里，我们把身份证号、钱发里面，这个是没什么问题的”（A19）。最后，技术的赋能辅助了老年旅行者消费，进一步优化了旅游消费体验，“之前在国外旅游时，我会使用一些翻译软件，比如买面膜看不懂上面的英文扫一下翻译就好了”（A16）。

1.理论启示

首先，本文结合积极老龄化的政策背景，从数智赋能层面探讨了老年人的旅游信息行为，丰富了智慧养老的研究方向，着重强调了数智技术对银发旅游行为的重要意义，可以为后续银发旅游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其次，通过深度访谈和扎根理论归纳了老年人旅游信息行为，认为老年旅行者在主观的旅行需求、数字素养，以及客观的旅行条件影响下，会产生多情境中不同类别的旅游信息行为，本文从概念上明晰了各信息行为的类别并进行了细粒度分析，可以为后续银发旅游信息行为研究提供跨情境和跨场域的影响因素参考。再次，基于过程视角建构了老年旅行者信息行为框架，将老年人旅游过程拆解为旅游前、旅游中、旅游后三段，并明确了核心信息行为在各个阶段之间的隶属、承接和影响关系，为后续旅游信息行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框架体系。

2.政策建议

老年人的旅游需求会随着积极老龄化战略的推进而日益增长。针对老年人旅游信息行为的探索将有助于提升老年人的出游体验，并作为积极老龄化战略的重要组成促进老年人的幸福感。本文通过质性访谈对老年人在旅游过程中与数智技术的交互行为进行探索性研究，梳理了老年旅行者的复合信息行为及其过程关系，可以为弥合数字鸿沟、优化老年人的旅游体验、实现老有所乐的积极目标提供政策建议。

首先，研究发现老年旅行者更倾向于向同龄人寻求信息支持并交流经验，携手共克数字鸿沟。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56]深化了社区和家庭养老服务模式的要求，强调了敬老孝老对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的重要意义，然而老年同侪之间互相帮扶的具体政策尚未得到细化和体现。因此，后续工作应深化探索以社区为中心并进一步辐射老年大学和老年社团的服务理念，在“代际帮扶”的基础上推广“以老助老”的老年人互助模式，重视老年旅行者之间的非正式信息交互。特别是引导老年社区有意识地培养“意见领袖”和“旅游达人”，落实以数字素养较高的老年志愿者为核心的“矩阵式”旅游兴趣小组，进一步促进老年人关于旅游的信息交流和经验分享。同时，文旅部门可与旅行社合作开发针对老年人团体旅游的“养生旅居”“怀旧重温”类创新项目，为老年人智慧出游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其次，针对老年旅行者数字素养的系统性培育亟待完善。研究发现，尽管老年旅行者有较为积极的生活态度和探索精神，然而在与数智时代的交互中还是会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在面对跨情境、跨设备、跨App的复杂信息行为时会感到力不从心，以及在跨越数字鸿沟的进程中遭遇的一系列高阶挑战（如欠缺应对“知识沟”的能力）^[57]。因此在老年人的智慧旅游中数字素养会持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53]要求建立全民终身数字学习体系，构建老年友好型的数字包容社会。未来相关政策需要尝试对老年旅行者可能面临的多模态、复杂化、情景化的数智挑战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笔者呼吁政府应从组织层面规划设计老年群体的嵌入式数字素养培育机制。例如老年大学和社区老年活动中心可以针对老年人在旅游信息行为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有的放矢的指导，将信息搜寻、信息分享、信息创作、信息保存等数字化技能融入到老年人旅游信息实践中，并提供更多的情境化案例以供老年人借鉴或警示。

再次，针对老年人智慧出游的适老化改造需要政府部门和业界的持续关注。产品的无障碍设计是从供给侧优化老年人数智体验的根本方式^[4]。根据本文的研究，相关政策有两个亟待强化落实的方向。（1）当前对适老化改造的管控集中于泛在的智慧健康养老产品中^[58]，未来这种适老化设计的理念亟须下沉到更多细分的子领域，如旅游App的适老化改造。（2）供给侧的改革需要从老年旅行者的切实需求出发，但由于缺少对老年旅行者需求的细致调研，部分适老化改造表现出App设计者对老年旅行者的“后殖民主义”倾向，脱离老年人实际需求的产品改造甚至可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鉴于此，文旅部门可以联动老龄委及其他相关机构进行旅游适老化产品的政策制定和推广，秉承需求侧引导供给侧的改革理念，充分调研老年旅行者在信息、工具、社交、情感、认知等方面的需求，考虑老年旅行者在生理和心理方面的特殊性，着力解决老年旅行者的需求痛点，从而为旅游App开发者提供有针对性的适老化改造方向，进一步打造文旅融合与智慧养老的双轨融通。

本文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1）本文基于过程视角对老年人的旅游信息行为进行了全面梳理，囿于篇幅，并没有对每一种信息行为进行更细粒度的挖掘，后续研究可结合定量数据对老年人旅游情境下的某一种信息行为进行细粒度验证性分析。（2）旅游作为一种需要主动投入大量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的娱乐活动，其本身与老年群体节俭的传统认知存在冲突。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仅为认可旅游消费的老年人，本文提炼的模型是否在后续的大样本研究中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和推广性仍有待检验。（3）由于本文是采用扎根理论进行的开放探索性研究，尚未结合经典理论开展演绎分析，后续研究可在本研究框架的基础上，结合示能性理论、活动理论、社会认知理论等进行动态推演，以更深入地认识老年人与数智技术的交互活动中旅游信息行为的演化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