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识的生命活动” 是人之为人而非动物的关键所在，自由自觉的活动就是人的类特性。也正是由于“自由自觉”这一特性，人的生产生活才得以具备全面性、丰富性、自主性，因而人的生活是能够 “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8]162-163的。毋庸置疑，在马克思的语境中，自由自觉、丰富性等都是 “美的规律” 的应有内涵。概而言之，人通过对自己本质的占有，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实现对对象的现实占有，进而促进自身自由而全面发展就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应有之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范畴中，人的美好生活被无情剥夺，自然界抑或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都异化为个人的谋生手段^[8]163。共产主义作为人的异化的积极扬弃，“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8]185。马克思在此对 “美好生活” 作出了价值指向层面的深刻说明，其价值目标就是 “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发挥他们的得到全面发展的才能”^[8]689的共产主义。因此，美好生活的价值基点就在于人通过对自己本质的现实占有而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美好生活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展现与现实确证，内蕴着主体文化权益实现的基本逻辑；同时，文化权益作为 “身内自然人化”^[9]的必要手段，更是走向美好生活的应然路径。

对美好生活展开主体向度的考察，全面占有自己发展着的本质就是其得以形成的前置条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感觉或感觉的人性是人化自然的结果，“一方面为了使人的感觉成为人的，另一方面为了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8]191-192换言之，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首先需要实现 “人化自然” 即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同样地，恩格斯也对 “人化自然” 是人与动物之间的本质差别这一重要观点进行了科学论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语境中，要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进而真正走向美好生活，就必须促进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展现，“人化自然” 是走向美好生活的逻辑前提。这里就涉及到对 “人化自然” 这一概念的理解与阐释。对于人化自然中包含着外在自然人化，这一维度已经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对人化自然的理解与运用蕴含着外在自然人化与内在自然人化的双重维度。马克思恩格斯对 “主体的自然” “自身的自然” 等相关问题的阐述体现着丰富的 “身内自然人化” 思想，同时这一思想恰恰就是我们用以理解文化本质、探索何以促进人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进而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理据。从存在属性来看，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也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因而是外部自然与内部自然即自身的自然的统一性存在。“人也有自己的形成过程即历史，但历史对人来说是被认识到的历史，因而它作为形成过程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形成过程。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8]211身内自然以及身内自然人化这一历史的、具体的实践活动之客观存在得到了科学的理论确证。认识身内自然、超越身内自然，从而使自身成为占有自己本质力量的自觉主体，就是主体走向自由而全面发展、建构美好生活的基本逻辑：使个人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力量，以自身的自由体力、脑力劳动与自由体力、脑力创造促进自己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与此同时，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良性发展，达至共产主义的美好价值目标。要实现上述过程，完成身内自然人化，进而走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美好生活，就需要主体真正享有基本的文化权益。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文化权益的基本方面作出了举例说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不外就是以劳动力的形式存在，因此其受教育的时间、发展并运用智力的时间甚至基本的休息时间等根本就皆为泡影，无从谈起^[10]306。在《论住宅问题》中，恩格斯谈到，近百年来的工业革命极大提升了人的劳动生产力，使得个人充分享有文化权益成为了可能：每个人都能拥有闲暇时间 “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去获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进一步发展”^[11]258。可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化权益应当包括科学文化知识获得权益、精神文化成果享有权益以及精神文化产品创造权益等基本内容。“身内自然人化” 是人的本质力量充分展现进而走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本环节。从 “身内自然人化” 的具体内容来看，肉体组织与身体器官人化、情感欲求人化、满足自身需求的手段人化都应当囊括其中^[12]。而文化权益恰为以上三方面的具体演进过程提供现实动力，完成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高度统一，为走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美好生活奠定厚实基础。

其一，科学文化知识获得权益为实现美好生活提供必要的物质手段。人的肉体组织、身体器官以及基本生理性需要是人得以健康生存与持续发展的物质性载体，没有这一现实载体，其余一切生产生活都无法进行，美好生活更是天方夜谭。“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8]531自觉、自主地满足“现实的个人”的基本物质欲求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基础性环节。于此而言，科学文化知识作为满足人的基本物质欲求的知识性工具，在工具理性层面为基本生理需要的人化提供了必要手段，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美好生活。人类的身体健康需要是古而有之的，现代医学科学的发展逐步改善人的生存质量，基本的健康需要在更广范围与更大程度上得到了满足，用于疾病治疗、预防、保健等的科学文化知识使人得以在自然疾病面前获得自觉主体性。因而科学文化知识获得权益在客观上促进了基本生理性需要即吃、穿、用、住、健康等需要上的人化过程，为走向美好生活奠定物质基础。

其二，精神文化成果享有权益为实现美好生活奠定思想精神基础。马克思指出，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人的存在方式兼具能动性与受动性，欲望一方面作为其自然的生命力而存在，另一方面其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8]209。人的情感欲求是生来就有的，它是人的身内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情感欲求人化又是人的本质力量予以充分展现的重要方面。恩格斯亦指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的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13]106情感欲求人化正是要求人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超越身内自然的物欲性、粗野性、狭隘性，进一步促进人成为身内自然的自觉主体。价值理性是情感欲求人化的重要内容和选择结果，只有在价值理性的指引下，才可能使主体突破本能欲求，在一定价值原则中指导、控制、调节自己的行为实践，并使之实现内在尺度与外在尺度的辩证统一。因此，从价值理性层面来看，精神文化成果享有权益能够促进情感欲求人化，为具有超越性理想世界的生成提供丰富的精神养料：一方面将有效助力价值主体的培育，使人充分意识到并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性与创造性，不断提高自身的认识能力与实践水平；另一方面其同样助力人们形成对真善美的正确理解，对人的本能欲求中蕴含的非理性因子甚至是破坏性因子予以理性审视、规约与整合，生成符合社会价值规范甚至引领基本道德标准的意义世界，为走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美好生活奠定精神基础。

其三，精神文化产品创造权益为实现美好生活提供现实动力。人之为人而区别于动物的规定性就在于劳动，“动物所能做到的最多是采集，而人则从事生产”^[13]548，“人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13]559。可见，人满足自身需要的方式必定从本质上区别于动物，即通过劳动创造来生产满足自己需要的产品，这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基本内容。作为与物质劳动创造一体两面的精神劳动创造亦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重要体现，在精神劳动创造过程中，人得以“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8]211。在这一实践过程中，一方面人通过精神劳动创造出的精神产品有效满足了身内自然需要，凸显了其工具理性意义；另一方面由于人不是采用同动物一致的直接占有形式来满足自身需要，而是通过充分发挥自身的本质力量，通过凸显主体性、展示能动性和彰显创造性的实际劳动生产精神文化产品，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自然必然性并具备了现实超越性，凸显了其价值理性意义。上述两方面高度统一、辩证融合，共同促进身内自然人化进程，为走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美好生活提供动力引擎。

追求幸福与美好生活的欲望是人生来就有的，因而这不过是人的一种“本能”，同外部世界打交道以获取满足欲望的手段便是同样的道理——本应是每个人所拥有的平等权利^[14]291-293。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高度发展正是以工人的肉体和精神的真正的畸形发展为代价，异化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8]158-159。

工业革命使工人的分工与工序安排一样细致，简单程式化的强制性劳动使工人沦为机器的附庸。大工业生产对能够全面发展、运用智力的工人毫无需求，相反，他们只需要分工“明确”的“片面”的人。因此，工人压根没有发展智力的时间和空间，因为资产阶级还看不到工人智力发展对整个生产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在他们眼里，工人与机器甚至是牲畜也并无二样——不过是他们用以创造财富的工具。甚至，对于资产阶级而言，工人受教育并不是一件好事，“反而会有许多可怕的方面”^[8]424。也正因如此，工人的科学文化知识获得权益遭到彻底的践踏，发展智力并运用智力以过上美好生活对于他们来说更是不可能、不现实的。马克思恩格斯对剥夺工人科学文化知识获得权益的批判集中体现在他们对工人受教育情况的强烈抨击中。

其一，工人缺乏基本的受教育时间。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指出，义务教育在工厂里不过是虚有其表、徒有其名，原本应当接受教育的儿童整个星期都在工厂和家里劳动，根本没有上学的时间。为白天做工的人开办的夜校同样也不教授知识。恩格斯强烈斥责道：“青年工人劳累了12小时之久，还要叫他们在晚上8点到10点去上学，这也未免太过分了。”^[8]424其二，工人受教育质量低下。这一点体现于师资、经费以及教学内容上。在师资方面，在教育设施本就稀少的情况下，仅有的部分工人能够有机会就读的学校也是很差的，不仅教师数量极端缺乏，所谓教师竟是那些失去工作能力的、“不堪使用”的人，用以支撑教学的基本知识他们也不具备，至于教学素养就更不必谈了^[8]423。在经费方面，高达5 500万英镑的政府预算中，仅有4万英镑可供公共教育使用^[8]424。在教学内容方面，这些学校的主要课程竟然是宗教，“而且恰好是宗教的最无聊的一面，面对异教教义的辩驳”^[8]424，而本该授予的理性的、精神的和道德的教育统统被摒弃、被忽视。整个教学质量已经差到这样的地步：尽管是只接受宗教教育，孩子们在这方面也是极端无知。结果是能阅读的标准变成了认识字母，连“有教养的人”也达不到“写得合乎正字法”的标准^[8]425。简而言之，工人的科学文化知识处于极度贫乏的状态。

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与不平等、使人片面化的社会分工践踏着工人的精神文化成果享有权益。马克思恩格斯从工人的休闲时间方面、享有的精神文化产品性质方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剥夺工人精神文化成果的享有权益展开了系统而深刻的批判。

在休闲时间方面，工人的全部时间都被用于从事艰苦劳动，强制劳动也使他们别无选择。无产者的物质匮乏程度甚至超过了奴隶——即使是奴隶，都还具备基本的不被饿死的保障，而无产者“没有丝毫的保障可以使自己能够获得最必要的生活必需品”，他们的生存被太多的不确定性因素支配着^[8]429-430。如果要生存下去，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需要集中在强制性的重复劳动上，以此“为自己生产微薄的必要生活资料”^[11]459。通过实际考察英国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恩格斯愤怒地指出：工人仅有的一点时间只能用于吃饭和睡觉，连基本的享受大自然的户外活动都无法进行，从事精神活动就更是遥不可及了^[8]433。在精神文化产品性质方面，工人所能享有的不外是唯利是图、自私狭隘的资产阶级文化成果。“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因此，“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8]550。资产阶级必定作为思维着的人而主导这一时代的思想生产与分配，因此一切精神文化资料都必须遵从逐利原则并服务于资本增殖，工人所能享有的精神文化资料不外是在培养他们对资产阶级俯首帖耳的能力。恩格斯以英国资产阶级改造技术学校以使其成为“在工人中间传播对资产阶级有利的科学知识的机构”为例，指出工人在这样的精神文化产品中看到的关键词尽是利益、驯服、唯唯诺诺、任人摆布、听天由命，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工人最明智的选择已经沦为“默默地驯服地饿死”^[8]473-474。在资本主义社会，被压迫阶级追求幸福、追求美好生活的本能欲望成为了统治阶级欲望的牺牲品，至于那些“幸福的精神手段、教育手段”，同样无一幸免^[14]291-293。

当工人阶级基本的科学文化知识获得权益以及精神文化成果享有权益遭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践踏时，其对精神文化产品的创造权益也就随之而化为泡影——没有智力发展作为基础、精神文化供给作为支撑，精神生产便是无稽之谈。从精神生产的一般要素来看，马克思恩格斯从精神生产主体缺位、精神生产资料缺乏的双重维度出发，对工人精神文化产品创造权益遭到践踏的实际情况作出了深刻揭露与批判。

其一，精神生产主体缺位。这一点集中体现于工人缺乏基本的创作时间。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能够为个人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创造广阔余地^[15]199。但是问题在于，资本利用科学技术等一切可能的手段来不断降低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看似在客观上为社会成员的发展提供条件，但它的趋势始终是一方面创造自由时间，另一方面又将自由时间转化为剩余劳动时间，因为占有这部分剩余劳动时间就是最根本的财富密码。在对资本的本真面目予以揭露后，马克思指出：发达的机器体系不仅没有解放工人，反而“迫使工人比野蛮人劳动的时间还要长”^[15]200。对于全部时间都被物质生产吸收的劳动者而言，是不存在用以创造精神文化产品的基本自由时间的。其二，精神生产资料缺乏。一方面，资产阶级为工人阶级制造的就是这样一种物质生活境况，“无产者除了自己的两只手什么也没有”^[8]429，甚至他们要摆脱这样的贫困就只能走上自杀的绝路，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贫穷之于精神的毁灭性影响无异于酗酒对身体的影响。在此条件下，工人阶级根本无法获得必需的精神生产资料。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作为这一时代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同时作为思维着的人，他们真正地掌控着精神生产与分配的过程，因而他们实现了对精神生产资料，即实验设备、出版机构、学校、剧院等的有效垄断。即使知识分子，在不占有精神生产资料的情况下也只能被迫出卖脑力劳动，使得自己创造的精神产品也成为资本的一部分而与自己相异化。通过这一点，资本逻辑实现了对精神生产之文化逻辑的直接规制，精神生产活动在资本逐利性的暴力支配下，使得自身相对独立性锐减，最终被迫彻底纳入资本生产活动。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的”精神生产作为人走向自由自觉的主体、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其对于工人而言是既不可望更不可及的：因创作时间的空场而导致的精神生产主体缺位以及精神生产资料的极度缺乏在客观上成为工人进行精神文化产品创造活动的阻滞力量。从这一层面来看，资本主义社会在彻底践踏工人精神文化权益的同时彻底践踏了人们的美好生活。

“文化上的每一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13]120。文化权益作为主体身内自然人化环节的催化要素，是人充分展现自身本质力量，走向自由而全面发展、创造美好生活的直接现实力量。在社会生活中，人类为了更好地指导自己的行动，就必须越来越多地依赖文化资源，因为它们“不仅仅是我们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存在的表达、工具或相关因素，而且是它们的前提条件。没有人类当然就没有文化，但是同样，更有意义的是，没有文化就没有人类”^[16]。人类创造文化。但文化能动地成就着人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凸显。要“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17]，同时对美好生活建设中的重要支点和关键因素——文化权益予以明确。要“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18]，为保障文化权益奠定价值基调，即确保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科学文化知识获得的最基本途径是教育。教育是人走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本活动，因而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观照人的教育境况，强调教育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必须建立正确的教育制度，为儿童提供基本的受教育机会，确保儿童在能够离开母亲照顾时起就能进入国家设施接受教育。另一方面，要将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因为这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10]557。劳动教育要以“获得运用各种生产的最简单的工具的技能”^[19]为基本目标。公正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以及优质教育供给是保障科学文化知识获得权益的基本途径。

打造高质量教育体系需要保障公正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确保儿童、青少年在教育活动中的时间投入。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就开始施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同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作为儿童、青少年受教育权益的法律保障。从当前教育体系发展情况来看，学前教育的城乡地区均衡性、普惠性有待强化和完善，应当重视学前教育的体制机制改革，保障广大儿童的学前教育权益，促进“幼有所育”。高质量的教育体系不能仅仅滞留于强调受教育的时间投入层面，还需要实现从“受教育”向“受优质教育”的转变，达到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核心标准即教育水平上的高质量。高质量的师资队伍是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基本内容，应当始终把师风师德建设放在教师队伍建设首位，科学合理设置各类教师队伍门槛，同时深化教师发展机制改革，吸收更多真正爱教育、懂教育、会教育的教师进入育人行业。充足的教育经费是发展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必要保障，应适当提升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未来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应该在保持稳定的基础上小幅提高。”^[20]除此以外，优质内容供给是夯实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关键衡量指标。教育应当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从而既使多方面的技术训练也使科学教育的实践基础得到保障”^[13]339。在实践中学习并以学习进一步指导实践应当成为教育的重要目标。新时代仍然需要以此为切入点，一方面激发生产的育人和激励功能，培育受教育者的探索创新意识，促进其主体性的充分发挥；另一方面进一步为受教育者的谋生活动奠定基础，有效提升其劳动技能和收入水平，改善现实生活境况。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是使得大众陷入精神虚无、道德沦丧局面的始作俑者，他们的存在“日益成为科学和艺术发展”的障碍^[11]258-259。保障人民群众精神文化成果享有权益，必须始终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实现高质量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解决现有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人民高质量、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促进城乡、区域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均等化，使文化惠民工程落地做实。应当重视城乡、区域之间的文化发展差异以及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差异，通过对上述客观差异进行精准辨别与分层、分众化供给设计，完成供给侧的高质量转型，进而实现供需之间的精准对接、两相平衡。只有紧紧围绕人民群众的实际文化需求展开相应文化服务工作，才可能贴近人民生活、观照人民生活，真正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获得感与满足感。构建混合式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作为一项系统工程而言，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必须以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为基本途径，坚持政府主导，发挥企业、公民等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的主体力量，培育多方主体的文化责任感，有效拓宽公共文化服务的广度与深度，为整项工程提质增效。以创新理念贯彻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规划与设计，避免盲目性供给、重复性供给、低端化供给。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应当以“实施文艺作品质量提升工程”^[21]为重要抓手，不断推出更多符合现实、观照现实的受群众喜爱的文艺精品。当前，新一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数字中国建设持续深入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迎来一系列新机遇和新条件，应当充分把握时代发展脉搏，打破公共文化服务技术壁垒，加快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建设，以融媒体传播格局、大数据技术支撑互动式、立体式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使人民群众在更广范围、更大程度上共享精神文化成果。

文化权益的实现不仅仅包括文化的获得、将其“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即实现文化的共享，还需要对文化“加以进一步发展”即生产、创造文化^[11]258。文化的真正价值在于其中凝结的创造性思维和能力，这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展现，因而是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方式。在现时代，保障人民群众精神文化产品创造权益，不仅仅有赖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等文化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还需要人民群众能广泛参与其中的文化产业的协同支撑^[22]。

构建高质量文化产业格局以保障人民群众精神文化产品创造权益应当明确：其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进一步激发人民群众在文化生产、文化消费环节中的主体性，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参与感。“文化产业是社会精神环境的营造系统”^[23]，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亟需高质量的文化产业。从这一层面来说，能否满足人民实际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就成为文化产业质量的衡量标准。这就需要充分观照和凸显人民群众在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使其主动探索、整合文化资源，促进其以主人翁的身份姿态参与到个性化文化生产创造实践中，同时又以其主动的文化表达与创造进一步拉动文化消费的升级和转型，助力新型文化业态的培育。其二，深化文化生产体制机制改革，坚持社会效益的首位度，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两手抓。应在把握资本与文化生产之耦合逻辑的基础上，充分释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生机活力。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进行批判时指出，在资本绝对主体性的支配下，文化生产不过是资本生产的一部分或一种形式，它和物质生产始终遵循同一逻辑，即为获取剩余价值而服务。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下的文化产业或文化工业就是鲜明的例证。事实上，“文化产业”本就内生着文化逻辑与资本逻辑的效益悖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以控制、驾驭和利用资本为首要前提，“充分发挥文化生产与资本运作这两种逻辑耦合中形成的积极效应”^[24]，以健全的制度机制实现文化生产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并利用资本的空间生产助推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其三，以创新发展理念贯彻、指导并深化文化产业发展实践，推进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进一步扩大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高品位、高品质文化产品供给。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不仅体现在文化生产内容上，也体现在文化消费模式以及文化传播手段等方面。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强势赋能下，无论是在文化内容创意上、生产消费主体覆盖广度上还是生产资源配置的优化程度上，数字文化产业的实际表现都实现了质的跃升。应当精准把握数字化发展机遇，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人民群众生产出更多精神营养价值高的优质文化产品，促进其文化权益的高质量实现，从而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奠定牢固的文化权益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