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究异化劳动四重规定的论述逻辑之前，要先考察这四个规定本身的立论根据。马克思手稿中的写作由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开始，以对黑格尔 哲学的批判结束。但是，“马克思并不是从经济学中总结出哲学原理，而是在用已经形成了的、能够适合于‘完全经验的分析’的哲学原理去剖析经济学的事实”^[6]329。马克思把异化劳动规定为四方面，即物的异化（劳动对象或产品的异化）、自我异化（劳动活动的异化）、类本质的异化和人与人的异化。所以，要考察这四个规定之间的逻辑关系，必须先探究 “对象” “活动” “类本质” 以及 “人与人的关系” 这四个范畴的理论定位。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哲学建立在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批判与继承之上：一方面以费尔巴哈的感性原则批判黑格尔辩证法，另一方面以辩证法批判费尔巴哈的直观的感性论。感性和辩证法是马克思手稿所奉行的两大原则，姑且把马克思手稿中的哲学思想称为辩证感性论^①。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黑格尔的批判主要针对的是辩证法。马克思敏锐地指出，青年黑格尔派对黑格尔的批判拘泥于所批判的材料，但是他们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却采取非批判的态度，然而对于黑格尔的哲学而言，辩证法并非无关紧要的外在形式，而是关乎其内在的本质^[7]94。马克思指出，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把人的本质设定为自我意识，并且认为意识的对象无非就是自我意识，是需要克服的对象化的自我意识^[7]102。马克思认为，按照黑格尔这种理解，对象性是与人的本质相异化的存在形式，“重新占有在异化规定内作为异己的东西产生的人的对象性本质，不仅具有扬弃异化的意义，而且具有扬弃对象性的意义”^[7]102。这就表明在黑格尔那里，“人被看成非对象性的、唯灵论的存在物”^[7]102。通过把黑格尔辩证法概括为“克服意识的对象的运动”，马克思就揭示出，黑格尔的哲学的出发点是宗教和神学，他是以非对象性的、绝对的存在也即神性规定人的本质，这无疑只是现实的人的异化的形象。

马克思认为在黑格尔的众多批判者中，只有费尔巴哈对辩证法进行真正严肃的批判，建立了以现实的、感性的东西为基础的唯物主义科学。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黑格尔通过自我意识的外化所设定的只是物性，是抽象的或观念性的存在而非现实的对象。所以，作为克服意识的非现实的对象的运动，黑格尔的辩证法并不能证明现实的人的非对象性。与之相反，这种把自我的现实本质外化为异己对象的活动证明，对象性是现实的人的本质规定性^[7]104-105。马克思因此肯定费尔巴哈的出发点，认为“感性（见费尔巴哈）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②[7]89[8]166-170}。马克思指出，人是现实的感性存在者，而感性首先就在于对象性：“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7]105-106以此观之，非感性或非对象性的人只是哲学家对现实的人的抽象，是非存在者。对于一种科学的理论而言，感性或对象性是无法被抽象的思辨所扬弃的。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了意识与对象的关系，这样的颠倒只有在费尔巴哈哲学中才得到纠正。

对于费尔巴哈的感性或对象性原则，马克思并非只是无批判地继承。一方面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论证了要从肯定的东西即从感觉确定的东西出发”^[7]96，这是其伟大功绩之一。这表明马克思认同费尔巴哈的观点，即感性或感觉确定的东西是哲学的出发点或基础，认为感性是人的根本规定性。但是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指出：“费尔巴哈把否定的否定仅仅看作哲学同自身的矛盾，看作在否定神学（超验性等等）之后又肯定神学的哲学，即同自身相对立而肯定神学的哲学”^[7]96。马克思此处表达的是对费尔巴哈的批评，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7]101是黑格尔辩证法的伟大成果，然而费尔巴哈在纠正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的同时，也否定了辩证法的否定性原则。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分道扬镳。由于没有认识到否定性原则的价值，费尔巴哈对感性的理解是直观式的，即认为感性认识是无中介的，因而把感性对象理解为直接给与的，仅仅从客体和直观的层面理解感性。但是马克思认为，感性对象并非现成给与的，而是对象化的感性活动的产物。由此就把感性推进到主体及其活动层面。这体现着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的影响。

马克思对感性的辩证理解是受到黑格尔的启发。马克思认为，黑格尔辩证法的伟大之处在于对劳动的辩证式理解，“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7]101这表明在马克思看来，劳动的本质是人的对象化的生产活动，是感性的或对象性的人的自我生产，或者反过来说，人的对象性或感性的活动是劳动。正是受到黑格尔辩证法这一伟大洞见的启发，马克思才得以超越费尔巴哈直观的感性论，以对象化的感性活动理解感性或对象性，并据此确立辩证的感性论。按照马克思对感性的辩证理解，感性或对象性不仅在于人必须以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生命的表现，更在于人的生命必须通过对象化的感性活动展开，而感性对象正是作为这种活动的对象和产物，才构成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

马克思认为，对象化的生产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开与实现，而人的本质就在于人的类特性。学者们通常把人的类本质理解为劳动，然而正如左亚文所指出的，这种观点是含混的，确切地说，类本质并“不是劳动或实践的‘活动’，而是这种‘活动’的‘特性’”^[9]。也就是说，劳动并不是类本质本身而是类本质的展开活动，类本质则是人的生产劳动所体现的人的本质特性。所谓类本质是指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性，这种本质区别在于与生命活动的关系。马克思指出，动物与其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人则使自身生命活动变成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也就是说人的生命活动是自由的、有意识的^[7]57。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类生活（体现着人的类本质的生活）是生产劳动，即人的对象化的生产活动，而“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7]58。因此，类本质就是生产劳动所体现的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特性，即人在精神和现实层面使自身对象化，并在对象化的世界中直观和确认自身这种二重性^[7]58。所以，类本质不是人的生命活动现象背后的一种更本质的存在，而是这种活动的本质特性的哲学规定。马克思不是要把人的现实的生命活动还原为类本质，而是把劳动体现的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性归定为人的类本质。就此而言，感性对象和对象化的感性活动是人的生命活动的现象层面，而类本质则是人的生命现象之特性的哲学层面的规定。

马克思不只在理论层面考察人的生命活动的现象和本质，更是落实到人与人的关系这一现实层面具体理解理论的范畴。马克思指出：“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对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7]60。类本质是人与自身活动及其对象的关系的规定，人的类本质决定着对人的规定不能局限于这种关系。因为作为自由的、有意识的存在者，人与其生命活动不是直接同一的，人并不像动物那样由固定的本质决定其存在。人的类本质恰恰意味着人如何存在决定着人是什么，即人的存在活动决定人与自身的现实关系。类本质是人类族群的共同特性的规定，其出发点是作为类的人（相对于动物的族类）与其自身的关系。但现实的人总是社会中的、与他人共在的具体个人，人与人的关系影响人的生命活动的进行，并由此决定着人与其类生活和类本质的关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生产劳动是人的类本质的对象化或现实化的活动，人在劳动产品中直观并确认自我。在另一社会关系中，生产劳动可能使人与其类生活和类本质相疏离，劳动及其产品对人而言是异己的。正是人的自由的类本质决定着，人与其类生活和类本质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决定于现实的人与人的关系。反过来说，作为人与人的现实关系的反映，人与类生活和类本质的关系——两相契合还是相互疏离——现实地表现或说实现为人与他人的关系。因此，对人的考察不能局限于理论层面的一般性规定，更要从人与他人的现实的社会关系理解理论的规定，这样才能使这种规定超出单纯的理论思辨而具有社会现实性。

马克思的辩证感性论的各环节。第一，马克思认为人是感性的存在者，其生命必须通过现实的感性对象来表现，以此反对黑格尔的“自称是绝对肯定的东西的那个否定的否定”^[7]96，也即绝对或非对象性。第二，在确立以感性或对象性为出发点的基础上，马克思吸收黑格尔辩证法的否定性原则，认为感性对象并非费尔巴哈所设想的那样是无中介地给与的，而是对象化的感性活动的产物。第三，马克思认为作为自由自为的存在者，人的生命活动具有二重性，即把自身对象化并在对象中确证自身，这一特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规定性。第四，马克思指出，人与自身的对象性关系决定于人与人的关系，并表现为这种历史性的社会关系。前两环节描述的是人的感性生命的现象，是感性的人与自身的对象性关系；第三环节分析的是人的感性生命的本质特性，是人与自身的对象性关系的本质规定；第四环节是现实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只有通过这种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才是对其而言的现实的、对象性的关系。由此才真正完成对人的感性生命的辩证的、现实的理解。

产品异化、劳动异化、类本质异化和人与人的异化这四个规定对应着马克思辩证感性论的基本范畴，也即感性对象、对象化的感性活动、人类感性的生命区别于动物的类本质，以及人与人的现实的社会关系这些对人的存在和本质的规定。这表明，马克思从这四点规定异化劳动并非偶然为之，这是马克思以辩证感性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必然结果。所以，辩证感性论是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的立论依据，现有的研究在论述异化劳动各规定的关系时，往往忽视对这一点的必要说明，从而没有说明这四个规定本身的必然性。只有首先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这四个规定间的联系。

在辩证感性论的指引下，马克思通过对国民经济学事实的分析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产劳动及产品与人的类本质相疏离，因而不具有现实性。这种异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劳动的产品对人而言是异在的，劳动对象化的结果是对象的丧失；活动的对象化是活动的非现实化，是对象化活动的异化；人在面对产品和从事劳动时感受不到自由和自我确证，人的类生活被贬低为维持动物生活的手段；人与人的关系是对立的，人不是社会的而是个别的。

马克思之所以把产品的异化作为异化劳动四重规定的开端，是因为产品异化是国民经济学无可否认的直接的感性的事实。马克思批评从虚构的原始状态出发说明问题的做法，认为对私有财产的本质的揭示应当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以国民经济学的事实为出发点展开论述，就使国民经济学家无法否认其合理推论。又因为按照马克思的辩证感性论，一切科学理论必须以感性为基础，所以对异化劳动的分析需要从感性的经济事实出发。马克思把感性理解为两个层面，即感性的对象和对象化的感性活动。因此产品异化和劳动异化都属于感性的经济事实，就此而言两者都有资格作为论述的开端。但是认识总是从感性直观的对象开始，然后才能反思到进行认识的自我及其活动。因此，以产品异化作为论述的开端更符合认识的规律。就此而言，只有以产品异化作为异化劳动四重规定的开端，才最符合科学的方法论的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克思看来，“劳动生产的不仅是商品，它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7]51。因此，产品异化中的产品不仅包括用于交换和消费的商品，而且包括工人以商品的形式出卖给资本家的生产劳动，以及资本家以工资的形式雇佣的工人本身，同时还有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这种权力关系。所以在产品异化这一规定中，实际上还暗含着劳动的异化、类本质的异化（人作为工人与其类本质的异化），以及人与人的异化（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异化），这是产品异化这一规定的更丰富的内涵。不过，把一切异化仅理解为产品异化显然是不够的，毕竟作为一种直接的感性的事实，产品异化只是说存在着何种异化，而没有说明这些异化何以存在，这需要通过对异化的更深入的分析方能得以揭示。

产品的异化是直接的感性事实，对产品异化的辩证分析导向另一感性事实，即劳动本身的异化。按照马克思对感性的辩证式理解，感性对象与对象化的感性活动是感性的一体两面。我们不能仅仅把产品理解为直接现成的感性对象，还应从主体和活动层面认识到，劳动产品作为对象是对象化的生产劳动。马克思指出，劳动产品是生产劳动的总结，产品异化反映的是生产本身的异化。这就是从产品异化过渡到劳动异化的逻辑，这不只是从结果到原因的追溯，更是从感性对象向对象化的感性活动的辩证反思。

产品异化不是孤立的感性事实，而是反映着劳动活动的异化。一方面，劳动异化是产品异化的原因，这是研究者们普遍认同的。另一方面正如前文指出的，劳动异化也包含在产品异化这一规定中。两者的交互规定在作为对象的产品那里体现地还不明显，因为人们习惯于把对象只当作自在的感性存在。但是，如果联系第一个规定中作为产品异化的劳动异化，就会发现劳动异化（作为活动的劳动）和产品异化（作为产品的劳动）是同一的。异化劳动生产着异化的劳动，异化的劳动就是异化劳动。但劳动毕竟是能动的一方，而产品是被动的一方，两者在这二重关系中的地位是不同的，把异化由产品异化推进到劳动异化显然更为深刻。所以，仅以因果关系说明劳动异化和产品异化的关系是不充分的，因为因果关系的显著特性是原因与结果的时间相继关系，但是产品异化和劳动异化之间还存在差异之同一的辩证关系，这是单纯的因果关系这一知性范畴无法涵盖的。

根据马克思对人类的生命活动的哲学规定，产品异化和劳动异化是现象性的经济学事实，类本质的异化则是异化现象在哲学层面的本质规定。马克思把生产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活动，而感性世界作为劳动的对象和产品是对象化的人的本质。产品异化和劳动异化只是异化的现象层面，就人类的生命活动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性而言，两者所指示的，是人的类本质的对象化或现实化的活动的非现实化，以及人的对象化的类本质的丧失，其本质就是人类与其类本质的异化。马克思由此从异化劳动的前两个规定推出第三个规定。

把产品异化和劳动异化当作类的异化的原因，或者反过来把类的异化当作前两种异化的原因都是不准确的^{③[3]75-81[5]1-2}。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由于（1）使自然界，（2）使人本身，使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使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7]57这里产品和劳动的异化使人与其类本质异化，不是时间相继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而是非时间性的异化的现象与其本质的关系^④[4]66-74。类的异化的内涵就是人与作为其类生活的生产劳动的异化，以及人与作为其对象化的类本质的劳动产品的异化。类的异化是指这两种异化对人而言是本质性的异化，而非某种无关根本的异化。因果关系并不适合说明前两种异化与类的异化的关系，无论以何者作为原因或结果。类的异化并非一种新的异化现象，而是异化现象的哲学层面的本质规定，是一种更深入的理解异化现象的视角。

按照马克思的辩证感性论，对异化劳动的考察还应落实到社会现实的层面，就此而言，产品、劳动和类本质的异化表现为人与人的异化。前三种异化涉及的是人与自身的关系，考察的是作为类的人的生命的异化现象及其本质。但是现实的人是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因而“在实践的、现实的世界中，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对他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7]60。具体而言，产品异化表现为劳动产品不属于工人而属于非工人；劳动的异化表现为工人的劳动并非自愿的，而是受资本的支配和强迫；最后，类本质异化表现为人不是作为自由自为的人而生活，而是作为资本雇佣的工人而生存，劳动和产品归属于非工人而与自身相异化。由此可见，考虑到现实的个人置身其中的社会关系，异化的现象及本质就表现为劳动与资本的对立，或者说表现为现实的工人与非工人的对立，这也就意味着人与人的异化。所以说人与人的异化是异化的现实表现，通过这一规定，马克思就使对异化劳动的规定具有社会现实性。

以人与人的异化作为结论的另一原因在于，人与人的异化揭示了私有财产的本质。马克思考察异化劳动的初衷是为了揭示私有财产的本质，这包括两个方面，即“工人对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对非工人的关系，以及非工人对工人和工人的劳动产品的关系”^[7]64。产品异化、劳动异化和类的异化局限于人对自身的关系，而不涉及人对他人的现实关系，因而不能完全反映私有财产的本质。只有把异化劳动现实地理解为人与人的异化，也即“非工人对工人和劳动的财产关系”^[7]64，才能真正认识到私有财产的本质是异化劳动。所以从马克思写作的出发点来看，对于异化劳动的规定必然要以人与人的异化结束。

当马克思把异化劳动——特别是人与人的异化——理解为私有财产的本质，他同时也暗示着，人与人的异化是异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是相互作用的关系：“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确切地说，它是外化劳动的后果”^[7]61。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分析直接证明的是相互关系的后者，即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本质，或者私有财产关系的本质是人与人的异化。对于相互关系的前者，虽然马克思在手稿中并未明确论述，但其基本观点是清楚的，即私有财产关系是劳动之所以异化的原因。这点并不难理解，因为就其现实表现而言，异化劳动就在于工人的劳动和产品由非工人支配，而这种支配的发生所根据的是一种权力关系，即“非工人对工人和劳动的财产关系”，其本质正是人与人的对立或异化。没有这种对立关系（例如在原始社会），劳动及其产品以及类本质就不会与人相异化。所以，人与人的异化一方面是异化劳动的现实表现，另一方面也是劳动异化的现实前提或根据。

以人与人的异化为结论的现实意义还在于，这一结论揭示出共产主义是扬弃异化和私有财产的现实途径。如果马克思对异化的分析停留在产品异化、劳动的异化或人与类本质的异化，那么他就无法发现扬弃异化的现实途经。这是因为，虽然人与产品和劳动以及类本质是相异化的，但它们本身并不是我们所要否定的，毕竟我们不可能停止生产劳动，乃至销毁劳动产品，更无从舍弃固有的类本质。马克思的理论突破在于，他不仅完成对经济事实的哲学剖析，而且把对异化的分析落实到人与人的异化这一现实规定，从而揭示出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现实本质。马克思由此得出结论：共产主义是扬弃异化和私有财产的现实途径。马克思指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7]62这就是说，私有财产的扬弃的关键在于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与奴役，建立起以真正人的、社会的财产为基础的共产主义。既然只有人与人的异化揭示出私有财产的本质，那么，也只有把异化最终归结为人与人的异化，马克思才能合理地过渡到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述。

异化劳动四重规定的立论根据是马克思的辩证感性论，并且马克思对这四重规定的论述有着严谨的逻辑，因而其论述顺序具有必然性，不过还有三点需要补充说明。第一，类本质是马克思的辩证感性论的重要概念，但其合理性却一直备受质疑，由于本文的分析以辩证感性论为依据，因而应为类本质概念提供相应的辩护。第二，本文分析人与人的异化与其他规定的关系时，曾借助马克思的一个有争议的观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是相互作用关系，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一论述并非循环论证。第三，虽然本文论证指出，马克思对异化劳动四重规定的论述，遵循的是最符合科学方法论的顺序，但是这四重规定同时又是一个有机整体，应当进一步揭示各规定间的有机联系。

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类本质学说是马克思早期不成熟的思想，但是这一观点很难成立。虽然在稍后的著作中，马克思把人的本质规定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不过这并不能构成对类本质的合理性的否定。因为类本质和社会本质对人的规定处于不同的层面，两者可以是并行不悖的。类本质是就人与动物的区别而言的，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性，而社会本质是就人与人的区别而言的，是人类中的个体区别于他人的根本特性^[10]。我们固然不能以类本质区分现实社会中的不同人类个体，因为类本质是人类整体共有的族类特性；但我们也不能笼统地将“社会关系的总和”运用到人与动物的区分，因为个人的社会关系并不是他区别于动物的直接因素。例如对于一只宠物猫而言，其主人是老师还是学生是无关紧要的，作为人类族群的一员，社会关系中的不同个体在同等意义上与动物根本有别。当然，社会关系会通过影响个人与其类生活和类本质的关系，或者使人现实地展开并实现其类本质，以此证明其区别于动物的类本质；或者使人与其类本质相异化，从而使人像动物一样地生活。但是这种影响毕竟是间接的，并且是以类本质为中介而起作用的，人与动物的最直接的区分还是人的类本质，这表明类本质的观点具有自身特定的合理性。

马克思确实既把私有财产的本质归结为异化劳动，又认为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这并不构成循环论证。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的关系潜在地包含着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的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关系，以及这两种表现的相互关系”^[7]67。这表明在马克思看来，私有财产表现为劳动和资本两种形式，当马克思说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原因，这里的私有财产是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就此而言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结果，私有财产本质是异化的劳动。但是当马克思说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原因，这里的私有财产是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马克思指出，资本是“对他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或“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7]21，正是人与人的这种权力关系导致异化劳动。当然，私有财产并不直接构成资本，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私有财产才成为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异化劳动更根本原因是私有财产幕后的分工和私有制。通过澄清私有财产的两种形式，就可以消除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之间循环论证的嫌疑。

学界公认，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每一规定都包含其他规定，但是学者们分析的只是四重规定间的线性过渡。以岑淳和程平为例，他们认为：一方面，异化劳动四重规定是顺推式的因果推理，即产品异化是劳动异化的原因，两者共同导致类本质的异化，前三种异化的结果是人与人的异化；另一方面，这四重规定构成逆向因果关系，即产品异化是因为劳动异化，两者的共同原因是类的异化，三者的根本原因是人与人的异化^[5]。这种解释只用因果关系解释四重规定的联系，只分析了原因和结果的线性过渡（虽然是双向的），而没有认识到产品异化与劳动异化、异化现象与其本质、异化的理论规定与现实规定的辩证同一关系。

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异化劳动四重规定间不只有线性的过渡，更是辩证同一的关系。首先，正如前文指出的：产品异化包含着劳动异化、类本质异化和人与人的异化，因为后三者都是异化劳动生产的产品，这属于非时间性的同一关系，而非如一般劳动产品那样与劳动活动因果相继。其次，产品和劳动的异化与类的异化是现象与本质的关系，这同样是非时间性的同一关系，属于看待同一事物的不同视角，而不能仅仅归结为因果关系。最后，从历史维度来说，人与人的异化最初确实是其他异化的原因，但是“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7]61。也就是说，在异化已经产生并且普遍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两种异化相互构成彼此的规定性：人与人的异化是体现为现实的人与自身的异化，而人与自身的异化是反映于自身的人与人的异化，两者的关系是辩证同一的对象性关系。所以，异化劳动四重规定是彼此包含、相互同一的有机整体。

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不是偶然的，其立论根据是马克思的辩证感性论，是马克思根据辩证感性论分析国民经济学事实得出的。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是一个有机整体，任何一个规定都包含着其余规定，而马克思的论述遵循的是最符合科学和认识规律的逻辑。马克思的论述是按照从经济现象到哲学本质、从理论思辨到社会现实的逻辑依次展开。以产品异化为开端使分析建立在直接的感性事实的基础上，以人与人的异化为结论则使异化规定具有社会现实性。同时，人与人的异化揭示出私有财产的本质和扬弃异化的关键，马克思由此能够提出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总之，马克思对异化劳动四重规定的论述是精心安排的，可以作为哲学写作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