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典型代表^{①[1]5[2]58-64}，费尔巴哈展开对宗教世界的理论祛魅，祛除了唯心主义分析程式的神秘性。他“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3]275，复归唯物主义的公共话语权。但是，费尔巴哈尚未将历史纳入自身理论视野，即陷入感性直观的陷阱之中。他“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4]499。作为透视客观事物的思维工具，感性直观一方面是费尔巴哈对抽象思维发起远征的精神武器，另一方面又是其埋葬自身的隐性幽灵。在对物质世界的直观中，费尔巴哈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不同的感觉对象：外在的事物与内在的事物、肉体与精神、事物与自我^[5]172。费尔巴哈在解剖自己的感知对象时，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多元的直观形式，主要呈现为三种理论形态。

一是仅仅看到眼前东西的普通直观（以下称“普通直观”）。普通直观是费尔巴哈感性直观的低级阶段，依赖于主体“平凡的，粗糙的感觉”，是对简单的外在事物的直接感知。学界关于普通直观的归属众说纷纭。国内一类学者将普通直观解读为“‘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所特有的思维方式^[6]27-33。这类观点认为，“‘纯粹的’唯物主义者”之所以无法承诺“感性是整个世界的本体论前提”，正是因为其停留于静态层面，无法对世界展开有效的哲学反思。因而，该类观点将普通直观归之于“‘纯粹的’唯物主义者”。国内另一类学者将普通直观解读为费尔巴哈感性直观的三大形式之一，并将其言说为感性直观的最低阶段。以上两类观点均有其自身论证逻辑，但立论依据并不充分，前者通过将“‘纯粹的’唯物主义者”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相比较，从而将低层次的普通直观对应为发展更不完善的“‘纯粹的’唯物主义者”的思维方式；后者则直接将普通直观鉴定为费尔巴哈感性直观三大形式之一，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并未进行充足的学理论证。上述两种观点争议的焦点在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断言的普通直观，是对费尔巴哈哲学思维方式的特指，还是仅仅用来指涉与费尔巴哈哲学思维方式进行比较的中介物，而非费尔巴哈哲学思维方式。可见，争议源于文本。对于普通直观的解读应回到经典文本的历史语境。其一，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费尔巴哈的历史局限就在于对感性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和“单纯的感觉”。费尔巴哈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4]528，就是尚未把“对象、现实、感性”理解为感性的人的活动的普通直观，即仅仅看到“眼前”的东西的普通直观。其二，费尔巴哈在《未来哲学原理》中明确指出，“一切对象都可以通过感觉而认识”，或“直接认识”或“间接认识”或“用平凡的，粗糙的感觉认识”或“用有训练的感觉认识”^[5]173。相较于“用有训练的感觉的间接认识”，“用平凡的，粗糙的感觉的直接认识”明显处于费尔巴哈感性直观的低级阶段，即对应于直接看到“眼前”的东西的普通直观。

二是自然科学的直观。自然科学的直观是费尔巴哈感性直观的中级阶段，依赖于“解剖学家或化学家的眼睛”，是对复杂的外在事物的间接感知。自然科学的直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特别针对费尔巴哈所提出的具体批判。所以学界关于自然科学的直观的归宿，形成了较为统一的意见，即将其解读为费尔巴哈所特有的哲学思维方式。自然科学的直观，是费尔巴哈运用“有训练的感觉认识”对客观事物展开的间接认识。它通过“解剖学家或化学家的眼睛”对复杂的“对象、现实、感性”展开感知，运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来指明复杂的外在事物的本质特征。显然，费尔巴哈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感性直观，可以“感觉”出仅仅看到“眼前”的东西的普通直观所“感觉”不到的复杂事物更为精密的物理属性，可以认识到用“平凡的，粗糙的感觉”所认识不到的感性材料的潜在特征，使感性认识更接近事物的自然科学意义层面上的量的精确性。但是，自然科学的直观，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直观，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复杂的外在事物的物理属性和机械属性的直观。自然科学的直观，是纯粹的经验层面的感觉认识，至多只能识破“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眼睛才能识破的秘密”^[4]529。它尚未上升到理论抽象，无法从具体的客观事物中抽象出共性及其本质，甚至无法认识到“‘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商业和工业活动的历史产物，是“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4]529的必然产物。费尔巴哈自然科学的直观也仅仅是经验层面上对量的精确，而非在概念凝结意义上对质的把握。

三是最高的直观。最高的直观是费尔巴哈感性直观的高级阶段，依赖于“哲学家的眼睛”，是对事物内在属性的抽象感知。关于最高的直观的具体内涵，学界从不同角度做出了不同的解释，按照其基本内容可以划分为两类观点。一类是等同论，将最高的直观与高级的哲学直观解读为同一范畴。另一类是不等同论，或认为最高的直观本质上就是“二重性”的直观^[7]326，或认为最高的直观仅仅只是二重性直观的一个方面，即“单纯的感觉”^[6]28。学界关于最高的直观展开的多重阐释，为理解这一术语提供了不同的解读视角，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但是其论证依据难以称之为充分，仍存有不少疑问。例如，最高的直观与高级的哲学直观若为同一范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为何要使用两个不同的哲学术语？又如，最高的直观若为二重性的直观，那么二重性的意义何在？再如，最高的直观若仅为“单纯的感觉”，又如何称之为最高的直观，且普通直观与二重性的直观又该作何解释？面对如此发问应回归经典、还原语境，以期对最高的直观作出尽可能贴近原意的解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最高的直观是费尔巴哈在面对自身意识与感觉相矛盾，面对“大批患嫖赌病的、积劳成疾的和患肺痴的穷苦人”的现实遭遇时，所不得不求助的最终手段。所以，最高的直观是区别于普通直观和二重性的直观，并高于普通直观和二重性的直观的第三种直观形式，是费尔巴哈哲学思维中最高阶段的直观。最高的直观，是“有训练的感觉认识”，并且是扬弃了“解剖学家和化学家”式的物理训练，进入到哲学家抽象训练式的新阶段的感觉认识。因而，最高的直观就是运用有训练的哲学家式的眼睛，对囊括了肉体、精神、事物、自我的一切对象展开的理性思辨。它是以哲学逻辑对客观事物的内在特征展开的间接的抽象感知，是立足于类哲学的费尔巴哈感性直观意义上的最高阶段。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二重性的直观就是自然科学的直观和最高的直观的统一体。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以普通直观和高级的哲学直观之中介来言说二重性的直观，悬置起二重性的直观的具体内涵和科学界定，从而为后世试图在理论图谱中合理安置二重性的直观提供了合法的可能性。国内学者见仁见智，对二重性的直观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可以根据其阐释依据概述为两大类。一类侧重于文本，以经典为依据对二重性的直观进行阐释，将二重性的直观解释为“单纯的直观”与“单纯的感觉”的统一^[6]27。另一类侧重于创新性阐释，对二重性的直观作出具有重要启迪意义的新阐释，将二重性的直观解读为“把类本质当做独立存在之实体的对象化的活动”^[7]324（时而将二重性的直观等同于最高的直观）^[7]326。可见，学界关于二重性的直观解读较为繁杂，不同学者以多元视角为指引导向了异质性的结论，但无论是侧重文本还是倾向创新的阐释，仍尚未对二重性的直观作出科学的诠释，或者脱离了费尔巴哈感性直观范畴的应有之义，或者与最高的直观的内涵混淆不清。因此，有必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科学性为指引，统筹经典文本与创新之间的张力，对二重性的直观作出符合马克思历史精神的合理解读。在《未来哲学原理》中，费尔巴哈强调“一切对象都可以通过感觉而认识”，并根据感觉的复杂程度将其划分为两大层次，即“平凡的，粗糙的感觉认识”和“有训练的感觉认识”。“平凡的，粗糙的感觉认识”对应着费尔巴哈感性直观的低级阶段即普通直观。随后，费尔巴哈又对“有训练的感觉认识”进行了具体阐释，将其规定为“解剖学家或化学家”的“训练”和“哲学家”的“训练”，即分别对应着费尔巴哈自然科学的直观和最高的直观两种感性直观方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费尔巴哈为了排除“他的意识”和“他的感觉”所产生的矛盾，求助于超越了普通直观的二重性直观，即求助于超越了“平凡的，粗糙的感觉认识”的“有训练的感觉认识”，即自然科学的直观和最高的直观。自然科学的直观和最高的直观彼此独立却又共同归属于费尔巴哈直观范畴，交织奏响费尔巴哈感性直观成熟阶段的理论乐谱。因而，由自然科学的直观和最高的直观构成的二重性的直观，吹响费尔巴哈哲学出征的号角又交鸣着费尔巴哈哲学丧钟的哀嚎，奠定费尔巴哈哲学成就的深厚根基又规定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历史限度。

普通直观、自然科学的直观、最高的直观是彼此联系的个别，保持着自身相对独立性。但对孤立的局部领域的抽象认识绝非目的本身，而应将这种孤立化认识作为认识的前提并入总体联系之中，以期在整体中把握费尔巴哈感性直观的理论精髓。感性直观于费尔巴哈而言是矛盾的辩证统一。感性直观在助力费尔巴哈从唯心主义的思辨哲学中突围的同时，却为费尔巴哈打造了一副新的、更加坚实的理论枷锁，将费尔巴哈的理论视阈局限于直观，导致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仅是“半截子唯物主义”——“半截”（自然领域）唯物主义，“半截”（历史领域）唯心主义。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之所以无法成为“历史科学”^[8]2，就在于其感性直观的理论思维模式拒绝一切介入客观世界的有效渠道。他以二元对立思维将客观性把握为主观性的永恒对立面，虽然承认直观的现实性，却只能犬儒地对客观世界表示哀叹。

“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9]154同样，判断费尔巴哈的功绩，必须将其置于19世纪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在寻求突破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的理论实验中，把握费尔巴哈为唯物主义所作出的有效辩护。费尔巴哈立足多维层次的感性直观，破除了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神话，转向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4]499，描绘出唯物主义在哲学中所占领疆域的基本轮廓。当然同时也应指出，费尔巴哈由于在社会历史领域中所遭遇的局限性，至多也只能形成对客观事物的感性直观，无法将历史领域与唯物主义统筹起来，更难以跳脱出直观的囚笼跃向现实的感性实践。感性直观的自我运动是：它妄称自己是人类认识活动中以最佳状态存在的一切表达方式，以便以一种虚假的全面性颠倒为纯粹的认知价值的完善状态来加以占有。感性直观是一种将认知力量放逐到主体之外并使人们认知方式趋于僵化的技术样式。当马克思被推进认知革命并被迫参加构成认识的实践活动时，他发现，他不得不以一种反思与批判的方式审视感性直观。在对社会物质生产力及“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的现实剖析中，马克思祛除了感性直观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神秘面纱，揭示出游荡于辩证法和历史之间的感性直观的认知偏见。

一是费尔巴哈将人感觉为感性对象而非感性活动。在费尔巴哈哲学视阈中，感觉的对象被延宕至新的领域。他将感性对象由事物推广到人本身，强调“人只是通过感觉而成为认识自己的对象”^[5]172。他赋予作为主体的对象以客体的属性，使“作为感觉对象”的人本身“成为自己的对象”，实现“感觉对象”与“认识对象”的统一，即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在人本身中的统一。费尔巴哈正是通过对人本身的感性直观，才使人“作为感觉对象而成为自己对象”，从而超越了唯心主义和“‘纯粹的’唯物主义者”。一方面，费尔巴哈明确指出，作为感性直观的材料，人本身才是“最主要的，最基本的感觉对象”。另一方面，费尔巴哈坚持从作为感觉对象的“你”的“自我”中引导出观念的起源，驳斥了唯心主义“从那没有作为感觉对象的‘你’的‘自我’中引导出观念的起源”，扬弃了唯心主义“想从孤立的，被固定为独立存在的实体，被固定为灵魂的人中引导出观念的起源”的抽象观点。费尔巴哈确实捕捉到了理解观念的起源的正确基点，即从人的活动出发，但是他没有真正理解人的主体性对观念起源的肯定及对历史发展的积极推动。因此他把人只看作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4]528感性对象，而不是将人理解为主动参与并能动地改变历史进程的感性活动，从而无法将社会发展理解为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相统一的自然历史过程。当费尔巴哈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不得不求助于‘最高的直观’和观念上的‘类的平等化’”^[4]530。所以，正是在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改造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条件及社会的经济结构的地方，费尔巴哈却步入唯心主义阵营。

二是费尔巴哈对人的考察止步于理论领域，尚未考察现实的物质条件。在《未来哲学原理》第41条中，费尔巴哈明确指出，观念是“通过人与人的谈话而产生的” “人们获得概念和一般理性并不是单独做到的，而只是靠你我相互做到的” “人与人的交往，乃是真理性和普遍性最基本的原则和标准”^[5]173；在第63条中指出，“凡单独的本身都不是一个真正的，完善的，绝对的实体” “真理和完善只是各个本质上相同的实体的结合和统一” “哲学最高和最后的原则，因此就是人与人的统一”^[5]186。可见，费尔巴哈十分强调“人与人的交往”和“人与人的统一”，明确肯定过人的社会性，并将“人与人的交往”上升为“真理性和普遍性”的“最基本的原则和标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肯定了费尔巴哈的这一伟大功绩，认为“费尔巴哈使社会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同样成为理论的基本原则”^[4]200。但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却又提出了与此截然相反的观点，严肃批判了费尔巴哈没有考察人的现实的本质，即社会关系。需要指出的是，在评判费尔巴哈是否考察了人的社会性这一关键性问题上，马克思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发生的巨大转变，绝非马克思思想体系的自我矛盾。恰恰相反，是因为马克思随着对社会物质生产力的现实考察，越发深入地把握了人的社会性的本质所在，对费尔巴哈人的社会性作出了更为辩证、科学的评价：费尔巴哈在人的社会性上做出过积极探索，但这“不过是一些零星的猜测”^[4]527“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话”^[3]294。费尔巴哈虽然“紧紧地抓住自然界和人”^[3]294，并将人感觉为“感性对象”，但是他始终止步于理论领域，尚未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对人们现有的社会关系展开批判，没有“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考察人们”^[4]530，没有把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3]294。因而费尔巴哈无法把握现实的自然界和现实的人，“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3]294。

三是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停留于抽象的‘人’ ”。当费尔巴哈探讨历史的时候，“就形式讲，他是实在论的，” “在每一页上都宣扬感性，宣扬专心研究具体的东西、研究现实”^[3]290。但是，当极力标榜“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4]499的费尔巴哈开始研究“人们之间纯粹的性关系以外的某种关系，就变成完全抽象的了”^[3]290。可见，费尔巴哈仅仅是在性爱和性关系的意义上谈论人的现实性，仅仅局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而且，费尔巴哈哲学语境中，人与人之间唯一的现实关系即“以相互倾慕为基础的关系”，唯有以宗教名义使之神圣化之后才会获得其完整的意义。费尔巴哈虽然将人作为出发点，但是他从未考察人的现实生活条件，没有从人类生活的世俗基础即物质生活本身出发来考察人。因而他不得不将人归结为“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费尔巴哈哲学视阈中的人，是从宗教神羽化而来而非“从娘胎里生出来的”人，所以他不是“生活在现实的、历史地发生和历史地确定了的世界”中的现实的人，而是“在宗教哲学中出现的那种抽象的人”^[3]290。即使这种抽象的人也同其他的人来往，“但是任何一个其他的人也和他本人一样是抽象的”^[3]290。费尔巴哈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4]502，没有对人类的现实关系进行批判。以至于费尔巴哈仅仅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结为“宗教感情”，无法将“宗教感情”解释为社会的产物。费尔巴哈没有将感性世界理解为每个人“活生生的感性活动”，而是仅仅将人预设为“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所以他未能把握到人的社会形式及其社会属性。

于费尔巴哈哲学而言，在感性直观之外不存在认知，并且在感性直观中主体的一切能动性都是被禁止的，事物的所有属性都被导入感性直观认知建构之中。感性直观作为费尔巴哈哲学思维的基本方式，既超越了唯心主义的纯粹思辨性又带有强烈的不彻底性。这种哲学逻辑所导致的理论后果直接反映于费尔巴哈对客观世界的把握之中，即承认感性客体的同时又不了解感性客体。费尔巴哈单纯地以感性直观的方式去理解客观世界，而不是将客观世界解读为感性的人的活动，导致其对人类社会的考察止步于理论领域。以至于费尔巴哈“拒绝一切介入客观世界的渠道”^[10]，无法进入现实的世界考察人类历史现实的物质条件，至多只能将人感知为脱离现实关系的抽象人。感性直观难以驱散人类将自身不确定性投射其中的宗教迷雾，仅仅只是将这些迷雾降落于世俗世界，致使生活最世俗的原初状态也日渐趋向含混不清和令人窒息的钟摆之间。

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需要掌握无产阶级群众作为物质武器；而马克思主义要说服并掌握无产阶级群众，就必须要彻底。“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4]11。把握事物本质的彻底性，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特质，更是马克思主义对费尔巴哈超越的根本所在。感性直观的简单化导致费尔巴哈忽视了对世俗基础的实践批判，沦为执迷于“终极真理”的囚徒：他将世俗基础这一理解世界的出发点描绘为把握世界的科学法则和美满结局。为了使世俗基础在实践中革命化而由马克思完成的这一颠倒，绝不是无足轻重地将出发点与目标的简单置换，而是历史走向深处对世俗基础解放自身提出的必然要求。马克思分析感性直观却又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运用感性直观的语言，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不得不穿越感性直观所表达的感知世界的方法论领地。因为感性直观是特定认知结构所构成的意义和记录，它同时也是我们被卷入其中的认识革命。马克思深入历史领域，将感性活动理解为社会历史自然演进的过程，在历史的沉淀和多元因素的合力中把握实践活动的本质。

第一，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质的高级的哲学的直观隶属于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未对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质的高级的哲学的直观展开直接的论述，仅仅将其作为费尔巴哈二重性的直观的比较物而进行言说。故而为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质的高级的哲学的直观的归属留下探讨的空间。对此，学界主要形成两类观点。一类是将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质的高级的哲学的直观归之为费尔巴哈哲学思维方式。或认为高级的直观就是最高的直观的误译，并直接将高级的直观与高级的哲学直观等同起来，从而将高级的哲学直观解读为费尔巴哈“用哲学家的眼睛认识”的感性直观；或认为“哲学直观”就是费尔巴哈运用思维抓住事物本质的高级的直观。二类是将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质的高级的哲学的直观归之为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或将之解读为马克思立足于实践观、唯物史观对人的本质及其丰富性所展开的直观，是对“工商业作为人的历史实践活动及其力量的直观”^[6]29；或将高级的哲学直观解读为“被嵌在感性活动中的看到事物之真实面目的直观”^[7]326。上述观点，为理解高级的哲学直观提供了不同的理论视角，极具启发意义，特别是立足原文，以误译作为论据的观点，更是为高级的哲学直观还原了文本语境。但问题就在于最高的直观是否是高级的直观的误译。高级的直观在德语中应为“die hohe Anschauung ”而非“die hÖhere Anschauung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最高的直观原文为“die hÖhere Anschauung ”，强调比较级，是相较于费尔巴哈普通直观和自然科学的直观更为高级的直观，即费尔巴哈感性直观三大层次中最高的直观。可见，最高的直观并非高级的直观的误译，因而高级的哲学直观也并非费尔巴哈最高的直观。高级的哲学直观应解读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维方式，依据：其一，马克思在表述最高的直观时加了引号，而在表述高级的哲学直观时未加引号，因而高级的哲学直观显然不同于费尔巴哈最高的直观。作为既非引用语又非讽刺语的高级的哲学直观，应该具有尚未道明的更深层次的意涵。其二，如若将高级的哲学直观言说为费尔巴哈哲学思维方式，那么费尔巴哈在排除“他的意识和他的感觉相矛盾的东西”时，为何不直接求助于高级的哲学直观，而是求助于由自然科学的直观和最高的直观所构成的二重性的直观？因而，高级的哲学直观显然不属于费尔巴哈哲学思维，而当属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其三，马克思在其文本中介入高级的哲学直观时，所使用的限定词是“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质’的”，这就直接将高级的哲学直观与费尔巴哈“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4]502界别开来。

第二，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质的高级的哲学的直观是从费尔巴哈“旧信仰和旧术语”中表露出来的“新的理论信仰”，呈现为“不完善的和不确切的概念和术语的形式”^[11]15-16。学界关于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的关系存有较大争议，但无论学界在何种程度上鉴定费尔巴哈之于马克思的启蒙性，都难以动摇以下这个基本事实，即费尔巴哈确实是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青年时期的马克思曾对费尔巴哈产生过崇拜。在《马克思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43年10月3日）》信中表现尤为明显，甚至马克思在邀请费尔巴哈为《德法年鉴》撰稿时直言：“您的任何稿件都是我们最为欢迎的”^[12]11。可见，费尔巴哈作为前马克思主义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得到了不再需要以黑格尔体系证明存在合理性的马克思的赞扬，甚至使马克思“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3]275“他的哲学总问题在本质上也是费尔巴哈的总问题”^[11]28。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以绝对有效的方式占据着青年马克思的全部心思，致使马克思该时期的著作“简直浸透了费尔巴哈的思想”^[11]28，难以摆脱费尔巴哈理论特性的无形束缚。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批判的、学者式的工作来解构和清算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这一事实，对其自身理论体系的建构产生了有效作用，使他逐步“从费尔巴哈的阴影中走出来”。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马克思在实现思想转变之后，“他还运用费尔巴哈的一些概念，借用费尔巴哈的术语，尽管他已经不是，或者从来也不是纯粹的费尔巴哈主义者”^[11]46。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对费尔巴哈感性直观展开实践批判的时候，仍然不可避免地还使用费尔巴哈的一些概念，借用费尔巴哈的术语来实现对费尔巴哈的批判。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质的高级的哲学的直观不是对费尔巴哈感性直观的简单复制，而是以直观范畴为中介的对直观自身的超越。不能抽象地将感性直观与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质的高级的哲学的直观相对立，后者是前者的产物，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以一种沉默的方式侵蚀着前者，直至彻底吞噬感性直观为终结。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所做的清算更多的呈现为对费尔巴哈理论总问题的否定和批判，尚未建构起一套独属于马克思自身的理论体系。马克思新的理论总问题、概念、术语，必定经过“长期正面的理论思考和理论创造”^[11]17，才能够逐步确立起最终形式。

第三，实践范畴是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感性直观作出的正面的理论回应，呈现为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的完备状态。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质的高级的哲学的直观，虽隶属马克思但其仍为直观范畴所统辖，带有强烈的费尔巴哈哲学色彩，故其在马克思哲学理路演进中呈现为暂时的理论状态，是终将被更加完善、更加成熟的理论状态所必然取代的带有过渡性质的概念和术语。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及唯心主义均被导入马克思的批判视野之中，马克思抽象出二者缺陷所在的共同因，即“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4]499，并初步将实践范畴作为自身哲学基础。在“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3]266中，马克思将实践范畴介入自身哲学体系，这固然“是非常宝贵的”，但是此时的实践范畴同样也是作为萌芽的形式而初步“示人”。马克思对实践范畴的探索是一个长期的理论创造，是一个由形式到内容、由批判到建构、由抽象到具体的臻于至善的理论过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已经确立了全新的世界观，即以“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4]527为旨归的实践的唯物主义。但是，唯有当马克思将生产逻辑介入实践的唯物主义、以物质生产逻辑统摄现实生活时，实践的唯物主义才真正捕获了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手段，实践范畴才真正获得其具体的内涵，成为有社会政治实践、科学文化实践竖立其上并与之共存的物质生产实践。马克思正是将物质生产逻辑内化于实践范畴之后，才能够具体地、历史地考察“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个人”所产生的“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4]523-524，进而从“对传统哲学的批判推进到对社会历史生活本身的批判”^[13]，使实践范畴得以真正上升为“‘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实现对费尔巴哈感性直观的正面回应和彻底超越，完成哲学思维和认知方式的伟大变革。

马克思早年在接受与继承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上，构建起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质的高级的哲学的直观的思维方式，试图摆脱费尔巴哈感性直观及其理论总问题的束缚，推动直观范畴的历史唯物主义转向，在一定程度上革新了费尔巴哈哲学语境中的直观范畴。然而，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质的高级的哲学的直观始终带有强烈的费尔巴哈哲学色彩，是穿着费尔巴哈外衣的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必然会被建基于崭新的世界观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术语和新概念所取代。经由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质的高级的哲学的直观的过渡，马克思运用生产逻辑的理论范式刻画出以物质生产为首要表现形式的实践范畴，解构了传统强调意识内在性的哲学理念。马克思强调哲学建基并发展于物质生产实践之中，主张理论抽象唯有在具体的历史语境及活生生的实际案例中才能展现出其丰裕的全景。实践范式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直观范畴与费尔巴哈哲学的旧秩序就愈发支离破碎。作为一种导向客观世界的思维模式，实践范畴对费尔巴哈感性直观的超越最终着落于改变世界的现实要求，吁请承担起“重整乾坤”的时代重任，在资本与历史的双重接缝中弥合理念与现实的沟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