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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环境持续性恶化的背景下，各国政府逐渐将经济重心转移到可持续发展领域。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生态创新的重要性，生态创新也逐渐成为企业获取持续性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生态创新是一类能够减少因资源（包括能源）使用而产生的环境风险、污染和其他负面影响的创新[1]，它可以实现清洁生产、节能减排的目标，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2]。随着中国经济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跨越式转变，在国家“双碳”战略的积极引领下，企业的生态创新已初见成效；但受商业的趋利性、正式制度发展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生态创新在企业间的普及和扩散现状与预设目标仍存在较大鸿沟[3]。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以及最大限度地激励企业进行生态创新，已成为各国学者和政府亟须探索的首要问题。
已有文献表明，消费者压力[4]、资源[5]、知识[6]、高管环保认知[7]等因素都能促进企业积极开展生态创新。然而，生态创新的“双重外部性”内在特征会导致市场失灵[8]，使得企业主动开展环境保护的动力不足。因此，构建完善的制度环境，并敦促企业积极开展生态创新成为较为理想的解决办法[9]。制度理论认为，制度是人类设计的构建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条件[10]，企业做出的任何战略决策都会受到特定制度框架下的正式和非正式约束的内在影响，并决定了企业在博弈过程中所能打出的“牌”[11]。制度压力在企业引入生态创新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2]。相比于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的压力可能对促进生态创新更为有效[13]。
随着学界对企业生态创新的日益重视，生态创新的大量驱动因素被提出和证实。在该过程中，政府规制、经济激励制度等正式制度发挥的决定性作用逐渐明确。然而，不同学者仅从各自的视角出发，研究某项具体正式制度对生态创新的影响，针对性较强，尚未形成清晰的系统性路径。为厘清正式制度影响生态创新过程的系统路径，本文对不同视角下323篇相关文献进行了结构性梳理，总结各类实证研究以形成体系，旨在构建该领域的研究框架。在此基础上，指出已有文献现存的不足之处，以期启发未来的研究方向，从而完善相关理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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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制度经济学的快速发展，“制度”一词在社会科学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使用。早在1990年， North[10]就认识到了制度的重要性，将“制度”开拓性地定义为“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近年来，“制度”的定义进一步得到发展，Zhang[14]指出“制度”是通过制定管理规则和惯例，以共同的信念和价值观来规范人类行为的过程，在社会秩序的形成过程中包含一系列的动态博弈和运作平衡。“制度”的形成降低了交易成本，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并鼓励群体成员或外部人士的某些行为，从而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15]。“制度”通常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其中，正式制度源自非正式制度的缓慢转变，是非正式制度的“进化”[10]。
良好的正式制度环境能有效减缓企业间信息的不对称并降低合作和交易可能面临的机会主义风险[16]，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正式制度的重要性，并从不同的视角对正式制度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基于经济学视角，North[10]认为正式制度是人们有意识地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规；Zenger等[17]将正式制度定义为通过书面文件可以轻易观察到的规则或通过正式地位（如权力或所有权）确定和执行的规则，包括明确的激励措施、合同条款和由股权地位界定的公司边界；基于不同类别制度的比较视角，林毅夫[18]认为正式制度是由各级政府等公共管理者主导，须同时得到管理者的许可并执行特定程序化的流程才能发生变更；从社会发展的视角出发，陈昭华和刘跃前[19]认为正式制度是有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基于制度与创业精神视角，Su[20]认为正式制度是由政府和其他机构设计，以国家为中心，并通过政府的权威确保其有效执行。
综上，通过归纳学界基于不同视角而提出的正式制度的定义能够发现，正式制度的定义因不同视角而产生细微差异，但正式制度具有共有特征：即成文性、有意识性和国家强制性保障。正式制度对社会经济和法律框架的塑造、企业运作秩序的规定具有重要影响[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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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制度塑造了社会成员之间成文性的、明确的互动规则和标准结构[10]，通过提供权威性的行为准则和期望，正式制度能够提高社会运行的秩序性和稳定性[22]。相较于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具有更强的可塑性和保障性，更适合应对快速变化和动荡的外部环境。North[10]、Peng和Heath[23]、Weng等[24]、Williamson[25]从制度经济学、制度层级、企业创新等视角对正式制度的构成进行了深入研究。
从制度经济学视角出发，North[10]将正式制度划分为政治（和司法）规制、经济规则和契约，这些项目确定了政治进程的性质、降低了不确定性，并提高了财政资源的可用性[21]。其中，政治规则宽泛地定义了政体的等级结构、基本决策结构和议程控制的明确特征；经济规则定义了产权，包含财产的使用权、从财产中获得的收入以及转让资产或资源等一系列的权利；契约即包含特定交换协议的特定条款[10]。
从制度层级视角出发，Williamson[25]将正式制度划分为政治制度、司法制度和官僚制度；在制度层级的基础上，基于不同的经济背景，Peng和Heath[23]对正式制度进行划分，其中，计划经济时期的正式制度力量包含中央计划制度和官僚控制制度，而市场经济时期的正式制度力量则为基于产权的法律制度、战略要素市场制度和稳定的政治结构。
从企业创新的视角来看，Weng等[24]将正式制度划分为政府制度、法律制度和正式的金融制度；依据“制度空洞”视角，Chan和Du[26]将正式制度划分为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基于风险投资视角，Guler和Guillén[27]将正式制度划分为提供创业机会的知识和技术制度、支持风险交易的法律制度、促进自由交易的金融制度和保护产权的政治制度。
由于正式制度的成文性，以往学者关于正式制度的构成研究上虽有稍许不同，但大方向基本一致，即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形成正式制度的重要构成，这三者的部分或全部构成了正式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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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制度是由政府制定的各类法律法规等以成文形式存在的规则，具有较为明确的形式规定与内容组成，易于测量。已有研究对正式制度的测量方式大致分为文本分析[28]、单一和复合指标测量[29-31]、问卷调查[32]和半结构化访谈[33]。
在单一指标测量方面，Barro[34]将政治暴力发生频率指标作为正式制度的代理衡量。Li和Zahra[29]使用全球政府治理指数（WGI）来衡量正式制度，相比其他指标，该方法具有较为完整的数据样本（几乎涵盖所有的国家和地区），涵盖了正式制度的各个方面，有利于学者在国家、时间层面对正式制度的差异进行有意义的研究活动。此外，Cheng等[35]认为正式制度主要由法律和规制组成，并采用法制环境指数对正式制度进行测量。俞睿骁等[28]采用市场化指数对正式制度进行衡量，包含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等几个方面。
在多指标测量方面，Holmes等[21]将正式制度划分为监管制度、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三个维度，通过主成分分析减少代表性指标，最终采用监管负担、货币政策、政府对银行业的干预、流动性、公民自由等20个指标对这三个维度进行测量。Qu等[36]在正式制度和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企业创新影响研究中，将正式制度划分为政策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金融制度和税收制度五个维度进行了衡量。此外，谢凤燕等[37]通过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规制三个维度对正式制度进行代理，其中经济制度通过“货币自由度”等四个指标进行测量，政治制度通过“发言权和问责制”等六个指标进行测量，社会规制则通过“产权保护自由度”等三个指标进行测量。Weng等[24]将正式制度划分为政府制度、法律制度和正式的金融制度三个维度，其中政府制度包括政府税率、政府税收管理、政府许可和政府腐败四个项目，并通过李克特四级量表进行感知赋值；法律制度则通过李克特四级量表对法院的公平和效率感知进行测量；正式的金融制度依据“在购买流动资产或固定资产时是否得到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进行“0、1”赋值。吴士炜和余文涛[30]基于生态环境治理视角，将正式制度划分为行政手段、法治手段和经济手段进行衡量，其中，行政手段用各地区环保系统人员数量作为代理变量，法治手段采用各地区环境信访数表征，经济手段用各地区排污费收入总额与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作为替代变量。杨英等[31]选取政府政策和金融支持两个指标作为正式制度的代理变量，其中政府政策衡量的是政府提倡创业，并制定支持创业的文件；金融支持衡量的是创业资金可得性和有效性，包括股市、银行、风险投资、政府贷款和补贴等。Chan和Du[26]将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两个维度作为正式制度的代理变量，其中政治制度通过“腐败程度”等三个项目进行测量，经济制度通过“市场基础设施”等三个指标进行测量。
梳理已有文献可知，正式制度的内容和维度构成较为明确，测量方法大体一致，多数研究基于大型数据库进行数据分析。在具体方法上，国内学者多采用市场化指数来测量正式制度，国外学者多采用全球政府治理指数来测量正式制度。虽然选取的指数有所差异，但究其根本，都出自对正式制度的政治、经济和法律三维度的衡量，拥有较为统一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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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创新产生于由行动者、制度及内外部因素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形成的系统过程。为厘清两者作用关系的内在缘由，Garrone等[13]、Liao等[38]等基于制度理论、资源基础观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研究了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对企业生态创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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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制度理论
制度理论起源于19世纪70年代末，是组织管理理论的重要支柱之一，它是学者研究企业活动影响因素时采用的热门基础理论。制度理论认为，企业行为不仅受到自身拥有的异质性资源影响，还取决于其周围的制度环境，企业的战略决策反映了制度所界定的机会和约束[22]。
生态创新具有双重正外部效应：一方面，生态创新能够降低环境的负面影响，被社会利用而产生公共利益；另一方面，生态创新还能产生知识正外部性，被其他人使用而挤出自身利益[8]。在此背景下，社会受益于生态创新，而创新者不能充分获得生态创新的所有利益，还需承担遵守法规和减少环境负担的额外成本。因此，市场拉动和技术推动难以激发企业层面生态创新的动力，正向外部性对生态创新起到了抑制作用并产生市场失灵，而以政府强制性为背书的有效正式制度能缓解市场失灵情况[39]。因此，正式制度对于企业生态创新的开展是必须且关键的。
此外，制度理论的另一个主要假设指出，企业在做出战略决策时更注重规范理性而不是经济理性[40]。企业为了获得社会合法性，会顺应来自周围制度的压力[22]。健全的正式制度，例如，知识产权、政府规制、财政补贴等不仅能降低生态创新企业的研发成本[41]，还会提高后发企业的违法成本[16]，进而激发企业生态创新的内在积极意愿。例如，Zubeltzu-Jaka等[42]基于2006—2017年发表的有关企业生态创新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论文，元分析结果表明，包括财政补贴和税收等的政策推/拉手段是企业生态创新的决定性因素；Shen等[12]以1997—2014年中国30个省份数据为样本，发现命令与控制型环境政策对末端处理和生态产品相关的创新具有积极影响，污染收费制度对生态工艺创新起到了积极作用。
2. 资源基础观理论
企业资源是展现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有形和无形资产[43]。Wernerfelt[44]于1984年发表的论文《A Resource-based View of the Firm》标志着资源基础观理论的正式诞生。资源基础观理论的核心内容表明，企业的持续性竞争优势建立在组织拥有的有价值的、稀缺的、不可替代和难以复制的资源和能力。与一般创新相比，生态创新的风险更大、资源投入需求更多且在短期内不能产生回报[45]。因此，生态创新者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而资源能降低不确定性给企业带来的影响，并鼓励企业通过采取冒险的举措来应对外部压力[46-47]，因而资源对企业是否采用生态创新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政府作为国家资源的主要掌控者，在企业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企业若想确保其合法性、掌握生存以及获取资源的能力，就必须遵守相关的规则和制度，在政府制度下合法运营。如Kang和He[48]研究指出，遵循制度方法，企业为了获得合法性，在环境管理制度下会进行同构化；然而，即使面临相同的制度条件，企业的资源异质性也会造成企业战略决策的差异性，并非所有企业都能实施主动的环境管理，此举需要企业在资源的积累、配置和协调的基础上完成。
3. 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兴起于Freeman[49]于1984年所出版的《Strategic Management: A Stakeholder Approach》，该著作指出，企业不仅需要了解与员工、客户和供应商等传统群体的关系，还需要了解与政府等非传统群体以及其他特殊利益群体的关系，利益相关者的观点和行为对企业的战略决策具有重大影响[50]。现行商业环境下，创造股东价值已不再是企业战略决策的唯一落脚点，企业还要满足其他主要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和利益，如监管合法性、“绿色”追求、消费者满意度等[51-52]。来自不同背景下的利益相关者可以给企业提供各类关键资源，从而确保企业的生存和成功。此外，随着生态问题的持续性恶化，利益相关者的环境保护意识愈发增强，更好的环境绩效可以改善企业与其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53]，进一步促进企业在生态创新上的投入。现有研究表明，来自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压力已成为企业生态创新行为的决定性因素[51]，如政府法规[54]、消费者[4]等。
4. 计划行为理论
计划行为理论源于理性行为理论，是一种基于信息加工和期望—价值理论视角来解释主体决策行为过程的态度行为关系理论[55]。计划行为理论通过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将制度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高阶理论整合到一个框架中，打破了各种理论独立性的障碍，为研究者提供了一座桥梁。计划行为理论解释了行为产生的具体政策因素、压力因素、经济因素以及行为背后的主观心理因素[38]。例如，管理者接收到的任何信息或主观绿色态度都可能对企业生态创新战略产生重要影响[56]。因此，加强对管理者的环境行为态度、环境主观规范和环境感知行为控制的理解与引领有利于企业的生态创新。已有研究表明，政府政策[57]、利益相关者压力[51]、企业资源冗余[5]、管理者的环境认知和态度[7]等都会对企业的生态创新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值得注意的是，Black等[58]将传统的计划行为理论（TPB）进一步扩展，使用路径建模方法对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PBC）等因素进行预测与解释，补充了道德行为、自我效能感与心理控制源对行为产生的积极影响。这进一步解释了计划行为理论对企业生态创新这一行为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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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治制度对企业生态创新的影响
政治规则广泛地定义了政体的等级结构、基本决策结构和议程控制的明确特征[10]，是政府为维护和达到特定公共利益，凭借其强制性权力对市场的运行及企业的行为而建立的规则[59]，对企业的战略方向起到“硬性”引领作用。政府环境规制是政治制度影响企业生态创新行为的关键手段，众多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
以“波特假说”为代表的“双赢”观点认为，设计合理且严格的环境规制能够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进，达到减少企业资源投入或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的目的，并以此获得抵消合规成本的补偿，对企业生态创新具有促进作用[54]。之后，众多学者验证了该假说，如Horbach[60]以德国企业面板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政府环境规制和成本节约是企业进行生态创新的决定性因素；Huang等[52]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此外，Del Río等[61]发现严格的环境规制预期能够降低企业未来的合规成本并为企业带来先发优势，因而对企业的生态创新产生积极促进作用。
然而，新古典经济学家却对“双赢”观点提出了质疑。如Palmer等[62]认为，政府环境规制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使企业外部成本内部化的一种手段；在环境规制的压力下，企业被迫进行生态创新，生态创新带来的额外成本并不能被完全抵消，严格的环境规制会降低企业的生态创新意愿。此外，Brunnermeier和Cohen[63]研究表明，在美国，环境规制的监管与执行对企业生态创新并不存在显著促进效应。又如Chung等[64]认为，虽然估计结果总体上证实了环境规制有利于企业的生产与集聚，但他们的发现与以往文献存在一些差异，例如，环境规制对企业的生态创新具有正向影响，但该影响在不同规模及是否形成集聚发展方式的企业中具有较大差异。
综上，关于政治制度与生态创新两者的作用关系结果至今仍未达成一致，由于市场环境或经济时期的不同，导致了政治制度对企业生态创新影响结果的复杂性与多变性；但政治制度作为企业生态创新的前因影响，已被学者普遍接受。
2. 经济制度对企业生态创新的影响
经济制度塑造了金融中介机构（如银行）提供资本的动机和能力[65]，是一个国家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直接体现[21]。经济制度建立并规范了特定经济体内商业活动的必要条件。生态创新兼有创新活动资金投入大、研发风险高的内在特征，并且自身具有环境正外部性。这就使得选择生态创新的企业不得不承担为减少社会环境负担而带来的额外成本支出。因此，相比于其他环境实践，生态创新需要更多的财务承诺[45]，成本和资金成为限制企业生态创新发展的关键性因素[24]。基于市场的财政政策，成为破解企业生态创新所面临难题的有效方式[54][66]。
基于市场的财政政策可划分为财政支出工具和财政收入工具[67]。大部分学者认为，财政政策可以对企业生态创新起到激励作用，例如，Horbach等[68]研究表明，政府补贴能弥补生态创新“双重外部性”带来的额外成本，从而促进企业生态创新；毕茜和于连超[69]通过对2007—2015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工业公司的数据展开研究，结果表明环境税的实施能显著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与此同时，也有相关研究表明，财政政策并不能激励企业进行生态创新，如Jové-Llopis和Segarra-Blasco[70]基于3 201家西班牙制造业企业2008—2014年的样本数据，研究发现政府规制和研发投入都能促进企业生态创新活动展开，但政府补贴在其中并不存在显著效应。鉴于经济制度对生态创新的效果具有不确定性，Shu等[71]建立了更细微的研究框架，分析了不同类型的经济制度如何直接影响企业绩效，并在不同的条件下如何影响企业的生态创新；结果表明，与政治制度相比，积极的市场财政政策对企业绩效具有更强的正向影响。
综上，“双重外部性”的内在特征是企业积极开展生态创新的重要阻碍，为破除“额外成本”和“可用资金”的内在限制，基于市场的经济制度提供了一份有效的保障措施；然而由于现实环境的复杂性，经济制度对企业生态创新的作用影响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研究结论；但相比于严格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对企业生态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有效且清晰。
3. 法律制度对企业生态创新的影响
法律制度是正式制度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能够确保合同的执行、提供产权保护、建立交易信任并维持金融稳定[24]。公平、有效的法律制度为企业的发展和创新提供重要的制度支持。
在环境改善方面，学界主要关注法律制度下的产权保护和环境法对企业生态创新的影响，并认为一个良好的产权保护体系能够降低企业承担的风险并促进其创新[72]。如Zhang等[73]以2011—2015年中国国家创新调查获得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验证了多元化合作活动和适当的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企业的生态创新具有积极促进作用；Roh等[74]通过对2014—2016年韩国的1 203家制造业企业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的知识产权对企业生态工艺创新和生态产品创新都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是，Cai和Xu[2]以中国新《环境保护法》为准自然实验，探讨了环境法对企业生态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法的实施对企业生态创新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且该抑制作用具有滞后性和持续性。
综上，法律制度作为企业开展生态创新的前提基础，保障了企业应有的技术壁垒并巩固其先发优势，极大范围地减少第三方“搭便车”事件的发生，对企业生态创新意愿的提高发挥着较为重要的作用。然而，过于严苛的环境法规带来的高负担履约，也会影响企业生态创新活动的展开，尤其针对资源、技术等都相对匮乏的中小企业。因此，如何把握法律制度约束的“度”，需要学者和政策制定者进一步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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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制度对企业生态创新的影响会因企业自身因素或环境条件产生不同的作用结果。为细化剖析正式制度与企业生态创新之间的内在机理，Garrone等[13]、Liao等[5]将企业规模、企业资源冗余、企业动态能力等变量纳入研究框架，并检验了这些变量在正式制度对企业生态创新影响作用中起到调节作用。
1. 企业规模
企业规模是企业所拥有的互补性资产数量的体现[75]，一般用企业资产总额的对数来衡量[76]。企业规模与生态创新存在紧密的关系[77]。首先，小企业在其财务、技术和知识等资源上的缺乏，限制了企业生态创新的展开；其次，大企业比小企业一方面会获得更多的曝光，影响范围更广，在相同的制度环境中会面临更大的政府规制等正式制度压力[78]。Garrone等[13]以欧洲9个国家的22 936家公司为样本，实证结果表明，一方面，政府规制压力促进了企业产品和流程的能效创新，即生态创新活动，并且企业规模在规制压力对公司能效创新影响作用过程中起到了调节作用，规模较大的企业对政府规制压力更为敏感；另一方面，大企业在资金、技术和经验上相比于小企业具有先天优势，拥有更多的试错成本。因此，在相同的制度背景下，规模较大的企业更易于实施生态创新活动；Chakraborty和Chatterjee[79]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结论。
2. 资源冗余
资源冗余或冗余资源是指一个组织中超过生产特定水平的组织产出所需的最低限度的资源库[80-81]，这些资源可能包括过剩的投入（如闲置的劳动力和机器）、对可能产生更大利润和收入的技术投资不足而产生的机会成本和资金闲置[82]。冗余资源增强了组织的适应性，它使得企业战略选择范围更加宽广，并比资源有限的企业更快和更有效地做出反应[78]，因此能更好地缓冲正式制度带来的各种潜在压力。
基于自然资源的观点，Hart[83]认为，企业特定的内部资源和能力能够激励企业产生独特的、预防性的和自愿性的环境行动。同时，企业是否将实施生态创新的意愿转化为实际行动，这取决于企业冗余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如Berrone等[78]以美国326家上市企业1997—2001年的纵向数据为研究样本，结果表明，在污染预防方面表现不佳的企业更容易受到制度压力的影响，并且法规带来的环境压力对企业的生态创新促进作用受到企业内部资源冗余和异质性资产的调节。又如Liao等[5]以《浙江日报》113篇文章为数据样本，研究发现市场型环境政策对企业生态创新具有积极影响；资源冗余作为企业内部因素和政府行为作为外部因素，在其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究其原因，冗余资源增加了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从而增加了企业抓住生态创新政策红利机会的可能性，使得企业对生态创新投资风险高、回报周期长的内在“缺陷”有了更好的应对[5]。因此，企业的资源在正式制度影响企业生态创新的过程中可以发挥作用。
3. 动态能力
动态能力指企业增强、组合、保护和重新配置企业有形和无形资产的能力[84]，由一系列具体的、可识别的过程组成，具有企业间异质性和产出路径依赖性，并能为企业带来新的、有价值的战略[85]。Hofmann等[86]也对动态能力进行了概念界定，并认为动态能力在先进技术、公司间关系和创新能力三个关键环节能够推动企业的环保举措。动态能力随市场的动态程度而变化，并使企业适应商业环境的变化。因此，为应对市场变化，动态能力较高的企业更可能展开生态创新活动，对正式制度中的各种环境规制拥有更强的适应力。
Long和Liao[87]基于中国265家企业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激励政策对企业生态产品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动态整合能力在直接补贴和税收优惠措施对企业生态产品创新作用关系中都起到积极调节作用，而动态重组能力只在税收优惠措施对企业生态产品创新影响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4. 吸收能力
吸收能力指识别、整合和应用有价值的外部知识的能力[88]，应用于个人、组织和多组织层面，可以帮助企业获得卓越绩效和竞争优势[89]。相比于一般创新，生态创新对企业的吸收能力具有更大的需求[90]。较强的吸收能力可以使企业合理规避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并最大化吸收财政激励因素，同时减少生态创新“双重外部性”的内在阻碍。此外，生态创新的成功也揭示了企业对外部知识的吸收能力及其向内部技能的转化[91]，吸收能力对企业生态创新潜力的产生具有促进作用。
Qi等[92]基于制度理论和吸收能力视角，考察了不同制度压力（规制压力和模仿压力）对企业生态创新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规制压力只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产生促进作用，而对企业生态管理创新无显著影响，吸收能力在规制压力与企业生态技术创新作用关系中起到了积极调节作用。
5. 市场化
市场化是指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体制改革，并非简单的一项规章制度的变化，而是一系列经济、社会、法律乃至政治体制的变革[93]。市场化对市场资源的配置机制具有直观反映。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能够减少政府干预，降低政治相关性和政治联系，从而增加了企业的可预测性并降低资本成本[94]。此外，市场化对企业的产权有了更清晰化的保护，从而鼓励企业积极投入更多的资源[95]，进一步激励企业对生态技术的研发。因此，市场化积极调节了正式制度与企业生态创新的关系。
Ning等[96]以2012—2017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政府规制压力对企业生态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市场化在其中发挥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然而，也有部分学者指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会降低政府干预的重要性，从而淡化了政府财政激励对企业生态创新的促进作用。如Long和Liao[66]基于2008—2017年中国各省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各种财政激励手段对企业生态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对环境保护的直接财政支出积极促进了企业生态创新，但市场化在其中发挥负向调节作用。
6. 其他变量
除了上述变量外，以往的研究还发现创新能力和环境导向[48]、所有权[79]、成本转移能力[2]、文化背景和产业多样性[97]在正式制度影响企业生态创新过程中发挥了调节作用。
企业层面的创新能力是指企业在生产流程或产品研发方面所做的努力[98]，是企业技术水平的直观表现[99]。如Kang和He[48]通过对650家中国企业高管进行问卷调查，并结合这些企业ISO9001和ISO14001的客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制度力量（规制压力、公众压力和行业压力）促进企业积极采用环境管理战略，且环境导向和创新能力在两者间都发挥积极调节作用。又如Chakraborty和Chatterjee[79]基于准自然实验，研究了环境规制对印度上游染料制造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环境监管刺激了企业创新活动，且受到企业规模和所有权的调节。Cai和Xu[2]的研究进一步发现，不仅企业规模和所有权在环境法对企业生态创新作用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企业成本转移能力也调节了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具有低成本转移能力的企业更容易受到合理环境规制的激励作用，从而进行生态创新。此外，Liao和Liu[97]为深入探究生态创新驱动因素，对49份出版物中的50份独立样本进行元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和政府补贴对企业生态创新均具有促进作用，文化背景和产业多样性均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生态创新关系中起到了调节作用。
综上，正式制度对企业生态创新的作用结果会受到企业创新能力、市场化等内外部因素的调节，并且由于现实环境的差异性，同样的因素可能会在两者之间产生效用完全相反的结果。此外，虽然目前关于两者之间调节因素的探索研究已逐步增多，但相比繁复的现实环境，已有研究在其探索范围和深度上还需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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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制度对企业生态创新的影响往往并不是直接的，可能通过其他中介因素对其产生间接影响。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先前学者基于不同的视角证实了多个变量，如融资约束[2]、知识获取[91]等在正式制度与企业生态创新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本文对此进行梳理、归纳和进一步的探讨、分析，具体内容如图1所示。
图 1正式制度与生态创新作用关系的研究框架
1. 国家创新体系
创新体系指影响创新发展、传播和使用的经济、社会、政治、组织、制度和其他重要因素[100]。基于机构和制度的双重视角，Mytelka[101]将国家创新体系定义为由经济主体及影响其创新行为和绩效的制度和政策构成的网络体系。国家创新体系的内部活动和相互作用决定了一个国家创造、扩散和应用知识与技术的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整体技术创新能力[102]。
法律框架[103]、政策工具[104]、知识产权[105]等正式制度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支撑，对创新能力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国家创新体系是创新和技术的焦点，能够规范和激励企业的创新活动[106]。如Arranz和Arroyabe[107]以5 461家西班牙企业为数据样本，实证研究了西班牙企业生态创新的激励和抑制因素；结果表明，国家创新体系可以弥补企业在生态创新时所遇到的高成本、必要融资、市场信息不确定等阻碍因素，激励企业生态创新的进一步发展。此外，Fernandes等[108]检验了国家创新体系与环境可持续性的关系，结果表明成熟的国家创新体系对国家层面的环境可持续性具有促进和决定性作用。
2. 融资约束
熊彼特提出了“创新理论”并解释了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资本的可得性是技术创新过程中的重要约束力[109]。一方面，根据传统经济学的“合规成本理论”，环境法规的实施增加了企业的环境支出和管理费用，从而降低了生态创新的资本投入[62]。另一方面，由于生态创新具有研发周期长、投入成本高、投资风险大的特点[45]，而外部投资者倾向于较为稳定的投资，因此加剧了企业外部融资的不可得性。内部资金缺乏、外部融资约束等成为企业生态创新研发与技术扩散的重要障碍[110]。然而，Attoma和Ieva[111]使用德国企业的创新调查样本，建立了probit模型并发现，当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时，引入融资对创新的成功和失败没有显著作用。Cai和Xu[2]将中国新环境保护法（NEPL）作为一种准自然实验，在双重差分框架下验证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生态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NEPL对企业生态创新起到显著抑制作用，并且融资约束在其中起到显著中介作用。由此可见，融资约束依然是限制生态创新的重要变量，实现了对以上学者的研究结果的补充。
3. 利益相关者压力
利益相关者是指能够影响企业战略行为选择或受公司行为影响的个人和团体[50]。通常可划分为主要利益相关者和次要利益相关者，主要利益相关者指“没有他们的参与和支持，企业就无法生存”（例如，客户、供应商和监管者）；次要利益相关者则不参与企业的经营，能够影响企业并受其影响，但对企业的生存重要性较低，如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等[112]。来自利益相关者的压力被认为是企业为免受其经营活动产生的负面影响而保护自然环境的一个重要动力。尽管对利益相关者的研究文献十分广泛，但大多数研究都将企业绩效作为唯一结果。Pfajfar等[113]则将企业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等主题结合起来，评估特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感知，填补了在生态创新领域的空白；通过对411家企业的样本建立概念模型，证实了员工导向的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行动对社会、顾客和员工的有用性之间的积极关系。因此，企业的生态创新活动应考虑特定的利益相关者（客户和员工），同时积极的环保举措也是提高组织内部效率、外部合法性和维护利益相关者关系的有效方法[53]。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期望由国家的制度背景所塑造，利益相关者所施加的压力因而取决于制度影响[114]。其中，来自政府和监管机构的正式制度压力是企业利益相关者中强制性压力的主要来源，能够积极促进企业的生态创新行为[115]。如Darnall等[116]的研究证明，利益相关者压力对企业采取积极主动环境战略具有促进作用，且企业规模在两者中发挥了调节作用；Chen等[4]也得到了类似研究结果。
4. 知识获取
知识获取不仅包括企业从外部环境识别和获取知识的一系列活动[117-118]，还包括企业自身内部新开发的或者对不同类型知识的转化和获取活动[119]。企业内外部知识的获取与结合对生态创新整个生命周期都具有强烈影响[91]，并受到正式制度的关联作用。生态创新的内在特征要求企业需要来自异质来源的知识输入和知识互动以处理不同的技术和经济问题[120]。与传统创新相比，生态创新需要更多的知识。同时，基于命令和控制的环境法规是知识共享的催化剂[121]，有利于推动知识在企业间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生态创新在企业内的开展。
基于制度理论，Zhang等[122]对中国237家制造业企业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环境法规的两个类别（命令控制型和市场型）均能够积极促进企业的生态创新，外部知识获取在其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此外，Liao[9]基于中国263家制造业企业数据样本，考察了规制压力、规范压力和认知压力对企业生态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规制压力对生态创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并且知识获取在二者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5. 其他变量
除了上述变量在正式制度对企业生态创新作用关系中起到中介效应外，部分研究还表明ISO9000[123]、利己主义动机和绿色发展价值观[124]在二者间发挥中介作用。
Zhu等[123]通过对中国377家制造业企业进行实证研究，发现ISO9000在制度压力对企业采取积极环保措施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了中介作用；Liao等[124]基于中国六大能源行业的120家上市公司2016年的年度报告，采用内容分析法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环境政策（环境规制和财税政策）是企业生态创新的首要驱动因素，并且利己主义动机（成本节约、资源获取和风险规避）和绿色发展价值观在两者之间均起到中介作用。
综上，本文基于对以往相关文献的详细梳理，归纳总结了正式制度的内涵、构成和测量方法，并进一步探讨了正式制度与生态创新作用关系的理论基础与具体表现形式，此外，还分析了国家创新体系、融资约束等变量的中介作用，以及企业规模、资源冗余、动态能力等变量在两者作用关系中发挥的调节作用，最终较为全面地构建起正式制度与生态创新作用关系的研究框架。其中，在中介变量中，融资约束为负向影响，其他变量为正向影响；在调节变量中，吸收能力在部分模型中无显著影响，市场化在不同情境下呈现正向或负向调节作用（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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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总结正式制度与生态创新的关系，发现正式制度具有“成文性、有意识性和国家强制性保障”的特征，以“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作为重要构成，通过 “政治、经济、法律”三个维度进行测量。此外，本文梳理出正式制度对企业生态创新的影响作用及其内在机理，形成了正式制度与生态创新作用关系的研究框架。虽然正式制度与企业生态创新相关领域的研究正在进一步深化，但仍存在部分问题有待解决。
1. 正式制度与生态创新作用关系分析理论依据有待优化
现有研究从制度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资源基础观理论、计划行为理论等多个视角对正式制度与生态创新的作用关系进行分析，不断完善了两者作用影响分析的可用理论基础。但大多研究仅以单一理论为基础，仅个别文献同时采用两个或多个理论，弱化了现实中商业环境的复杂程度，对实证结果的准确程度产生较为严重的干扰，可进一步采用多种理论进行剖析以使得研究结果更加清晰[125]。例如，可将基于资源的观点与基于制度的观点相结合，一方面，从企业内部的组织能力、知识积累和资源出发，探究企业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兼顾企业的制度环境，识别制度对企业机会和约束的界定。又如，纳入管理认知理论，从而通过企业战略选择的基础性因素对企业的战略行为起到引领性作用[126]。因此，在当前复杂情境中，不能仅基于某一个理论对企业行为加以过于简化的分析，如此不能较为清晰地探明其内在影响。未来的实证研究应基于多种不同视角的理论基础加以糅合分析，从而获得更为准确的正式制度与生态创新的作用关系。
2. 正式制度与生态创新作用关系分析研究方法有待完善
梳理现有文献，国内外学者对于正式制度的测量方法已基本形成主流趋势。国内学者通常采用各省份市场化指数来衡量正式制度，国外学者则普遍依据全球政府治理指数对正式制度进行测量。这两种方法基于数据库数据的指标统计学分析，得出较为客观的总体处理结果。然而，研究方法忽视了区域间正式制度的制定与执行战略的差异，影响了数据结果的适用性。对于企业变量的获取大多源于上市公司的经营数据，忽视了中小企业对于正式制度的实际反映。由于受到技术能力、资源获取能力等内在因素的限制，中小企业对于正式制度的反应可能更加敏感。因此，未来的研究可在数据库中大样本的定量分析基础上，结合探索性具体案例分析等定性研究方法，实现多层次维度的设计，探明企业的生态创新战略决策深层次的影响因素，以期提高研究结果的真实性与适用性。
3. 正式制度与生态创新作用关系研究有待细化
现有研究大多聚焦欧洲各国、美国等发达国家。中国部分学者针对中国情境做出实证研究，并从省级或国家层面对变量间关系进行测量与分析。然而，中国各地市场化差异程度较大，正式制度的制定与执行并不一致。此外，不同地区的“关系”“情谊”等非正式制度因素可能会影响正式制度执行的效力，或对管理者的生态创新决策产生较大影响。因此，未来的研究应“下放”视野，并聚焦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例如，从发达的市、区等层级，更为准确地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同时，以往研究大多针对制造业企业，未对不同行业间正式制度的需求与反应的差异进行分析，未来的研究可以“上升”到行业角度进行补充研究。
4. 正式制度与生态创新内在机理研究有待深化
虽然现有学者针对正式制度与生态创新的内在机理研究较为丰富，并将企业规模、动态能力、吸收能力等调节变量和融资约束、利己主义动机、知识获取等中介变量纳入研究。然而，相比于复杂且多变的现实环境，相关文献数量较少，且大多对单一变量进行研究，未能完整地揭示两者作用关系的内在全貌。可进一步将公司股权结构、行业特性、消费者法律意识、官员考核等变量纳入研究框架，综合考量多变量在正式制度与生态创新之间的复合影响或交互关系，完善两者之间作用关系的理论研究。
Formal Institutions and Firms’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a Literature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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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式制度对企业生态创新的战略决策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基于对323篇相关文献的系统性梳理，对正式制度的内涵、分类和测量方法进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制度理论、资源基础观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探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对企业生态创新的影响。对正式制度与企业生态创新之间的复杂机理进行深入剖析，归纳国家创新体系、融资约束、知识获取等变量的中介作用，以及企业规模、动态能力、吸收能力等变量在两者之间发挥的调节作用，形成该热点领域的研究框架。基于以往相关研究做出总结，并提出未来研究展望。Abstract:The formal system ha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of firms’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Firstly, based o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323 related papers, this study summarized the definition, classification and measurement methods of formal institutions, and discussed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system, economic system and legal system on firms’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Secondly, it deeply analyzed the complex mechanism between formal institutions and firms’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summarized the mediating role of variables such as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played by variables such as enterprise scale, dynamic capacity, and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constructs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this hotspot field. Finally, a summary is made based on previous related research, and future prospects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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