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从学术史的视角，还是从现实的政治实践出发，很难用通行的政党分类标准对共产党进行描述。学术界在用现有知识框架来分析研究共产党时，往往会生出许多误解，甚至出现对共产党的污名化现象。要化解这种误解，破解这种污名化，需要充分认识当前政党类型学研究，从新的理论视角理解共产党作为政党的一般性与特殊性，从而构建更具解释力与科学性的政党认识论。

西方政党类型学研究（typologies）是一种从分类学的角度探究政党组织结构转型或嬗变的理论，强调以发展的、动态的而非静止的、僵化的视角来解析政党组织的变迁进程^[1]。从某种意义上讲，西方的政党理论主要建立在对政党分类的基础之上，所以政党类型学是政党理论研究中的基础部分和最重要部分^[2]。当前西方政党类型学研究主要有两种路径，一是政治社会学的分析范式，主要通过多维政治坐标中不同政党的相对位置来定位政党的性质，从休谟对政党根据 “源自利益” “源自原则” 和 “源自情感” 进行分类开始，以韦伯和米歇尔斯集大成。在这一范式之下，有的学者根据意识形态进行分类，有的学者根据社会问题的立场进行分类，有的根据政党代表的阶级进行分类。另一种分析范式则基于政党的组织结构和形态进行分类，并形成了组织学路径、功能主义路径、历史主义路径和整合主义路径等研究视角^[3]34-37。其中迪韦尔热按照党员的人数和组织内部的关系把政党分为干部党、群众党和信徒党，开创了政党组织学分析的先河。纽曼则遵循功能主义路径，把政党分为 “个体代表型政党” “社会整合型政党” “全部整合型党”。历史主义分析路径以卡茨和梅尔为代表，根据政党的发展演进过程，将政党分为精英型政党、群众型政党、全方位型政党和卡特尔型政党等四大类型。整合主义的分析路径是对前三种路径的综合，以基希海默尔为代表，将政党分为 “个体表达型政党” “阶级群众型政党” “宗教群众型政党” 和 “全方位人民党”。如果仔细研究这些研究范式建构的过程与内容可以发现，海外学者研究政党时，基本上是以西方政党为研究对象的，具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他们要么把苏共、中共排斥在外，认为他们不算政党，只有西方政党才是本来意义的政党；要么给中国政党贴上列宁主义政党、极权型政党、民粹共产主义政党、主导型政党、一党制等标签，使得 “威权主义” “极权主义” 成为中国共产党挥之不去的意识形态魔咒。

在西方政党类型光谱中，似乎每一种光谱中都能找到中国共产党的部分属性要素，但是很显然，没有哪一种类型能完全表达共产党的内在本质。比如有学者借用精英型政党和群众型政党的概念来分析中国的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但这样的借用是不恰当的。一方面这些研究范式特殊的理论预设与理论前提并不适合中国的政治发展现实，比如认为政党是在国家和社会互动中“执行表达功能的表达工具”^[4]，这意味着群众型政党是“社会中的党”，而不是“国家中的党”，用这个分类标准去套中国共产党无疑是张冠李戴。另一方面，他们的研究都过多地关注政党外部特征，对政党的本质属性却语焉不详。马克思以阶级为分类标准可以适用于中国共产党，也非常科学地阐明了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但是马克思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建构主要服务于阶级斗争的革命实践，对于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之后应该如何体现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本质特征并没有过多的展望，未免失之简单。我们如何在阶级性的基础上，丰富并深化对中国共产党本质的理解，是新时代的重要理论课题。

正是因为西方学者基于“民主与专制”的理论叙事为中国共产党贴上“独裁”的标签，因而他们提出了无数理论模型来论证中国即将崩溃。但是，伴随着“历史终结论”的终结，“中国崩溃论”实际上也崩溃了。为此，西方学者又提出一些概念框架来自圆其说，比如狄忠蒲、沈大伟等人^[3]34提出 “政党调适” “政党收缩一调适” 等概念，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能够根据环境变化作调整，具有一定适应性的政党。黎安友等^[3]34学者则提出“韧性威权”概念，认为共产党没有崩溃是因为共产党是与民主互相包容却始终坚持威权的执政党。这些概念其实依然是用西方政党的理论假设来对共产党进行类型学研究，把中国共产党看成是和西方政党一样只追求执政地位的、只谋求以政策适应政治环境变化的政党，而看不到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使命意识、远大理想和坚持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能动特征。对共产党误读无论是出于意识形态偏见还是知识结构的欠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奇迹，在世界政党之林中一枝独秀，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我们要理解中国政治，首先要理解中国共产党。

当一种理论忽视 14 亿人口所进行的伟大的政治实践，这种理论一定是贫困的，其科学性是存疑的。由于任何普遍性都必须立足于对特殊性的深刻理解上，因而不能理解共产党，也就不能很好地理解政党政治；不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就不能完善政党理论。既然西方通行的政党理论理解不了中国的政党政治，那么我们就有必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观，发展一种新的叙事框架和新的理论范畴来总结和阐释中国的政党政治。目前，国内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类型学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也提炼出了一些非常有创见的新概念，但由于这些概念要么不是从比较意义上进行阐释的，要么没有一目了然地勾勒出中国共产党那些具有本体论意义的特征，要么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因而是否具有类型学意义依然存疑。当前比较有影响的概念有 “全能型政党” “变革型政党” “动员型政党” “法治型政党” “责任型政党” “先锋队政党” “治理型政党” 等。影响最为广泛和深远的是 “使命型政党” 概念，郑永年^[5]曾把 “选举型政党” 和 “使命型政党”作为一对范畴来进行使用，可惜语焉不详。更何况奥斯汀·兰尼^[3]34也曾提出过 “经纪型政党” 和 “使命型政党” 这一对范畴，而他所指向的却是西方的政党。可见，进一步把中国的政党政治从实践总结上升为理论概念，进一步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研究，我们还有很大的提升和改进空间。我们尤其需要讲清楚共产党的“类”本质，讲清楚共产党作为一种特殊政党类型，其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特点，才能告别专制与民主的简单二元思维，才能将中国的特殊性上升为普遍性，才能提高对政党政治丰富性与多样性的理解，从而在构建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过程中更加彰显中国智慧。

以西方为主导的政党类型学研究中，共产党要么被有意忽略，要么被恶意曲解，都没有准确定位共产党，不能解释共产党为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为什么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一方面是因为来自西方的政党理论存在着“知识盲区”，他们忽略了大量来自于非西方国家尤其是中国的经验事实，导致其科学性出现问题；另一方面，更主要的，则在于其理论模型本身就存在缺陷。西方政党类型学研究，乃至整个政党政治研究，基本上都套用了一个特殊的理论前提，即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是二元对立的，政党存在于国家之外，是沟通国家与社会的桥梁，因而政党是一个复数概念，只能通过 “竞争性多党选举” 夺取国家政权或谋取政府职位，以实现其所代表的 “部分” 的利益。有了这样一种理论预设，从西方政党类型光谱中去理解共产党就会陷入各种话语陷阱，“一党专制” “威权主义” 就成为中国政治的标签而不断面临合法性追问。但事实上，国家与社会是绝对对立、截然分开的吗？政党只能存在于社会中吗？显然，这样的理论预设无法得到现实的支持，基于这样的预设而形成的理论模型科学性和解释力出现问题就不足为奇了。

由于 “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与对立, 不仅成了西方世界实体社会建构的模式, 而且也成了近代以来西方政治、法律学界的主导思维模式”^[6]，当前西方学界对政党的研究，也深受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的影响，更倾向于在国家与社会的对立中去标记政党的位置，规范政党的作用。我们看到，当前关于政党最流行的看法是把政党看成是 “社会和政府之间的核心中介组织”^[4]2，认为政党是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桥梁。既然国家和社会是分离的，政党存在于国家之外，每一个政党只是社会多元体系中的一元，只是作为部分利益的代表，起到沟通国家与社会的桥梁作用，因而其主要功能就只能局限于组织竞选、谋求执政地位或者政府职位。这样一种叙述框架，更多地关注政党的组织及其功能等外部特征，刻意突出政党的竞选功能，却忽略了政党的阶级属性，并直接导致了对共产党的偏见。但是，“国家—政党—社会” 的分析模型能充分解释纷繁复杂的政党现象吗？显然不能。以中国的经验来看，源于西方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并不能 “覆盖” 中国的场景，中国的国家、社会、政党边界是不清晰的，因此部分学者极富创见性地提出了 “将政党带进来”^[7]的方法论，看到了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的缔造者和建设者”^[8]66-75，“以党建国” 促进了国家迅速统一，“以党治国” 促进了国家经济总量的疾速增长^[9-10]。林尚立教授从历史逻辑和政治逻辑两个方面论证了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政党的不同，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 国家是政党存在的前提, 政党是资本主义国家实现有效运作的关键，而社会主义国家则与此有本质的不同。不论在历史逻辑上还是在政治逻辑上, 政党都是国家的前提, 即政党建立国家, 并领导国家^[11]。

从现实政治发展来看，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中都处于领导地位，不仅是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 也是社会生活的核心。中国整个国家和社会实际上都是围绕中国共产党这个核心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不仅通过长期执政与国家权力高度融合，而且通过群众路线与社会紧密结合，它不仅追求整体利益，而且还与国家权力和军事权力高度融合，“同时行使强制、统领、濡化、吸纳整合四项国家能力”^[12]66-75。中国的各民主党派虽然不处于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核心地位，但是从成立伊始他们就强调政党要“以民族国家为前提”^①，并在共产党领导下参与了协商建国进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充分发挥 “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 的作用，也很难简单地用国家与社会的中介来定位。这决定了在现实的政治运作中，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参政党，都不需要通过政党之间的竞争性选举来维持自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因为获得了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拥护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其执政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中国现代历史的逻辑已经赋予了政党内在的‘国家身份’——它并非靠选票‘进入’了国家方才获得‘运作’国家的资格，它是靠革命手段‘缔造’了国家于是成为国家的灵魂，在这个意义上，它就是‘国家’，或是‘国家’最深刻的内容。”^[12]

事实上，国家社会二分法的研究范式对当前西方政党政治的新发展也慢慢地失去了解释力。比如说在这种分析模式之下，国家是一个中立的、无政党的领域，但政党卡特尔化正对西方国家民主制度发起挑战，更不用说各种新的政党类型在异军突起。卡特尔型政党阶段，国家、社会与政党的关系和以往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政党被国家吸收”，变成了 “半国家机构”，导致民主不再按照他们的理论逻辑成为市民社会控制国家的手段，相反，却是国家提供给社会的服务。西方民主引以为傲的尊重人民选择权越来越形式化，因为选民只能在已经存在的政党菜单中选择，却无法对菜单本身做出任何改变。因此，有学者认为西方政党政治已经出现了 “民主赤字” 和 “政党衰落”^[13]，谢茨施耐德甚至认为，对于人民主权来说，政党民主下的人民主权是半主权^[14]。

除了国家与社会二分法的理论预设存在问题，现有政党理论知识结构也存在缺陷。当前西方政党理论不仅仅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视而不见，他们囿于对现代化道路的固化认识，把起源于发达国家的多党竞争视为通向民主政治的唯一道路，对政党政治本身的多样性特征也缺乏认知，因而忽略了、扭曲了甚至污名化了众多后发国家的多样化实践。事实上，大量非西方政党与西方政党由于在起源上不同，面临的历史任务不同，因而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也会不同。这些国家的政党在诞生后如何重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功能与组织形态，如何开展政党政治的实践？这种研究是当前西方政党理论所缺乏的。作为政党类型学研究的奠基者，尽管迪韦尔热提出了 “内源性政党” 和 “外源性政党” 等概念，关注到了社会主义政党诞生的历史事实，但是并没有对这一类要通过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重建国家和秩序的政党给予更多的理论关照。在迪韦尔热的政党学说中，无论是内源性政党，还是外源性政党，都是以国家组织已经建立，或者国家认同已经确立为逻辑前提的。但事实上，政党与国家建构与被建构的关系并不是全都这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诞生时已经有了独立的民族国家，不需要解决外敌侵略和内部统一的问题，它来源于社会，是议会斗争的产物；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一些国家的政党在诞生时就面临着国家建构的任务，他们甚至就是为国家建构而生的，中国共产党以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初心和使命自不待言，即使是中国的民主党派也是如此，比如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时曾经试图把自己命名为 “民主建国党”，可见在中国 “不是国家秩序产生了政党”，而是 “政党建构了国家秩序”^[15]。正是这种差异，决定了西方政党是市民社会的组成部分，是也仅仅是国家与社会的中介；而中国共产党则既在国家中，也在社会中，承担着与西方政党不同的责任，具有与西方政党迥异的价值与功能，也与西方政党有着完全不同的合法性基础。

另外，在国家—社会分析范式之下，政党研究只能根据政党的组织形式与结构功能等超阶级的外部特征差别来划分政党的类型，政党的阶级性被抽离，因而这种政党理论对政党的理解是不全面的。因为不同国家不同类型的政党，功能可能完全不一样，不同历史时期政党的组织形式也不一样，我们很难抽象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组织形式和结构功能模板来定义政党。也正是因为忽略了对政党本质的理解，往往导致了政党观念与政党实在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以及对政党本质的遮蔽与切割。从政党观念与政党实在来看，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类型的政党其目标与功能各不相同，几十年前的政党概念恐怕已经不能与当下的政党实在相对应，自然就会出现 “政党实在” 与 “政党观念” 的时空错位，进而导致理论分析上的矛盾或混乱^[16]。从理想与现实来看，按照国家—政党—社会的分析模式，政党来源于社会，具有利益表达功能，是沟通社会与国家的桥梁，因而理想中的政党，应该是埃德蒙·伯克所下的经典定义，成为人们联合起来，根据一致认同的某种特定原则，通过共同努力来促进国家利益的一种团体。 但问题是，现实中的政党为了赢得竞选，却顺理成章地蜕变为宗派，为机器，使得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日益突出。一般而言，治理是政府的职责所在，一个不能实现有效治理的政府不是一个道德的政府，同时，政府要超越 “众意”，寻求并实现 “公意”，把谋求公共利益视为自己的职责。可是，对胜选的渴望，对执政地位的追求，使得党争不可避免，“公意” 不复存在，“治理” 也被置之脑后。何况无论是英国 “领先者获胜” 的选举原则还是美国 “赢者通吃” 的选举原则，都决定了赢得竞选的，往往不一定是大多数人选择的。所以，我们暂且不论西方政党理论所设想的 “确保代表性和多数统治” 是否可以落在实处，它与政府的目标本身是存在冲突的，因为 “政府的目标是为国家的 ‘普遍利益’ 提供领导，这两种目标可能无法互相调和”^[17]。这样，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政党就日益走向庸俗化，成为 “在一个可识别的标签下追逐选票的团体”^[18]。换言之，现有的政党理论在事实上纵容了政党的沉沦，当熊彼特等西方学者完成了民主理论的裁剪，把 “民主” 由 “人民的统治” 矮化为 “竞争性选举”，这实际上为党派利益超越国家利益打开了方便之门。从此，选举的逻辑就成为西方政党生存和运行的逻辑，政党蜕化为选举机器，被资本和分利集团所绑架，不是致力于解决问题，而是致力于斗争和对立^[19]。这不正是目前世界范围内政党危机的根源吗？那么，政治学的基本问题，“公共善” 或者 “集体之善” 如何得到政党理论的回应？

既然当前西方政党理论已经无法回应政治学的基本问题，那我们就有必要思考政党理论范式的重建问题。有学者釜底抽薪提出灵魂之问：“基于经验与理论的比较考察: 只是作为国家与社会的‘连接中介’的现代政党的论断是否真的成立?”学者们由此判断，所谓“政党只是属于社会范畴，且在国家之外”的判断，所谓“政党只是国家与社会的连接中介”的判断，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和定位，这既脱离了现代西方国家政治的实际，又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的实际，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都是站不住脚的^[20]。可见，政党研究范式的革新实际上已经提上议事日程，我们需要超越现有的政党类型学研究框架，把共产党的政治实践与本质特征纳入理论视野。这要求我们不仅仅关注政党在组织形态与功能这些外部特征的区别，还要从本体论意义上去理解共产党。因此，从新的分类标准出发，基于中国政党政治的实践提炼出具有标识意义的概念，构建新的认知框架与理论模型，成为我们突破西方偏见，在现代政党光谱中更准确定位中国共产党，更准确地理解中国的关键。

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看来，任何政党都是特定阶级利益的代表，因此，阶级性是政党的本质属性。我们探讨中国共产党的类型化特征不能脱离这样一种方法论，因而对共产党类型化特征的表述首先要从阶级性出发。作为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属性。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从中国共产党对重大时代课题的回答中，去观察其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在现实政治关系中的展开，进而丰富对中国共产党本质特征的理解。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郑重表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21]。这实际上为我们全面理解共产党的阶级属性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也意味着一种新的政党分类标准呼之欲出。这一重大宣示启示我们，要准确全面理解共产党，我们可以抛开国家社会二分法，以政党与资本和人民的关系来看政党的类型化特征。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这些时代之问的背后都指向一个答案，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理想追求与执政目标都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特征。从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历史经验来看，“坚持人民至上” 与 “坚持自我革命” 正是共产党对自己本质的深刻认识与自觉坚守，它与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一起，解释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的关系、与国家的关系，并通过这种关系展现了自身与其他类型政党的不同属性。这其中与人民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所有社会关系中最本质的关系，深刻表明 “阶级性” 与 “人民性” 的有机统一，正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新型政党类型的根本特征。

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阶级性与人民性的有机统一。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判断，而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结论。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人作为无产阶级中 “最先进和最坚决的部分”，在成立伊始就肩负着组织和带领工人阶级及人民群众实现最根本利益，争取社会主义前途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神圣使命。与一切少数人的或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不同，“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2]。工人阶级作为社会先进生产力代表，与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是这样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自然也是 “人民的代言人”，她不仅仅维护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同样也维护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或者说，中国共产党维护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与维护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两者并不矛盾，阶级性与人民性是统一的。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是以阶级性为基础和内容的，人民性并不脱离阶级性，因此，我们说人民性是共产党的本质特征，并不是、也不能否认和掩盖她的阶级性。人民作为一个集合概念，不仅是一个数量范畴，一个历史范畴，还是一个政治范畴。作为历史的创造者，所有推动人类历史潮流进步的社会成员群体，都属于人民范畴。尽管人民性是一个比阶级性更具包容性的动态概念，但它需要以阶级性作为稳定内核来表达自己，因为离开了阶级和阶级性，我们无法准确把握人民的结构与关系，无法确定人民的界限。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阶级性是先进性的基础，人民性则是是先进性的重要条件和保证。只讲阶级性而不讲人民性容易失之于狭隘，进而失去人民的拥护；只讲人民性而不讲阶级性，党就失去了立身之本和前进的方向，进而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因此，探讨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特征，我们要防止打着 “全民党” 旗号否定共产党的阶级性，也要防止割裂共产党阶级性与人民性的倾向。我们只有坚持共产党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才能保证共产党的先进性，才能处理好与资本的关系，与人民的关系，才能保证共产党领导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实现民族复兴，并最终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

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具体地体现在她与人民的关系、与国家的关系中。从与人民的关系上看，中国共产党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也代表着人民，与人民是 “一体同构” 的关系。对此，几代领导人都有精辟的论述。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23]取得革命胜利之后，毛泽东又告诫全党不要形成一个 “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24]34。接续这种传统，习近平明确把人民立场作为 “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 和 “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25]，并加大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力度，坚决避免党沦为 “各取所需、自行其是的 ‘私人俱乐部’”^[26]，“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27]。这些表述与十大历史经验异曲同工，既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本质的深刻自觉，也表现了中国共产党要通过 “自我革命” 避免本质蜕化的清醒。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的这种一体同构的关系，正是她区别于其他一切落后政党、保守政党、剥削阶级政党最本质的内容，是共产党与其他政党具有的 “本体论性质的差别”，“这种本体论性质的差别也决定了完全不同的命运，比如苏联解体和苏共的失败”^[28-29]。

中国共产党不仅仅与人民是一体同构的关系，从更广泛的视角看，在中国，党、国家与人民也是一体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打江山、守江山、守的就是人民的心”，这些诗意表述，表达的正是党、国家、人民三位一体、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领导国家，因而党、国家与人民同样是命运一体，国家的发展与党的建设良性互动，这正是全面从严治党、不断自我革命的政治逻辑。由于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被赋予了完全不同于西方政党的历史使命，并具备了超越于历史上任何一类政党的历史自觉，因而这不仅是一个要完成国家建构的政党，还是一个有着天下情怀的政党，一个立志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 并为此勇于自我革命的政党。由于有这样的历史使命和历史自觉，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不仅具有伟大的牺牲精神，还具有刀刃向内的勇气，使得党能够永葆先进性，体现人民性的本质特征。一方面，党要通过自我革命提高领导能力，推动国家事业的兴旺发达，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而更好地体现中国共产党的内在本质。另一方面，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又不断巩固了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巩固了党、国家与人民的一体同构关系，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与之相反，西方政党往往只是把自己视为市民社会的组成部分，只作为竞选机器而存在，因而不可能关注国家与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更不可能关注人类进步事业。正是西方政党缺乏中国共产党的 “人民性”，缺乏中国共产党 “自我革命” 的自觉，因而西方政党认同危机与政党政治危机至今无法克服，这也是 “中国之治” 能够与 “西方之乱” 形成鲜明对照的重要原因。

从实践上看，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与阶级性的有机统一还体现在对 “全过程人民民主” 的追求中。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深化了对民主政治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提出 “全过程人民民主” 理念，并通过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完整的参与实践保障人民当家做主。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主，从根本上否定了金钱政治和资本统治。邓小平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30]在中共二十大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1]崭新命题，再次强调 “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31]37，并提出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是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31]23之一，这些新表述、新论断不是 “阶级话语” 的简单回归，而是对中国共产党人民性与阶级性有机统一的根本特征的深刻自觉。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体现人民主权原则的现代民主形态，无疑是有阶级性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领导者，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过程中，“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31]37，充分彰显了自身人民性与阶级性。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 “从人民的视角出发而形成的理论形态和实践模式，能够在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保障人民群众对人民民主的全过程参与，既有效实现对于人民群众民主权利的维护，又能激发人们参与民主政治实践的热情，充分发挥民主实践过程中的主体作用。”^[32]这也为我们更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 “三个从来不代表” 的重大宣示所体现的人民性提供了论证。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没有自身特殊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做到 “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才能矢志不渝追求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始终坚持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

从与资本的关系来看，中国共产党 “坚持人民至上”，尤其是对蜕化为 “私人俱乐部” “利益集团” 的警惕，包括对 “亲、清” 政商关系的强调，对 “共同富裕” 的不懈追求，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具体的理解政党类本质的标准，即政党是代表人民，还是代表资本？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和执政党，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必须充分行使经济管理和国家治理职能，不可能绕开资本。 “资本家想要我们只搞农业，由他们搞工商业和交通运输，这怎么行？我们不但要学会搞政治斗争，还要学会搞经济工作，这是一个战略问题。”^[33]之所以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因为如果党不能实现对经济工作的有效领导，就不能控制、调动更多优质资源来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的领导与执政就有可能被架空。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可见，如果没有借助资本的力量，我们很难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但是，“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独特的社会性质”^[34]，因而资本还是一种支配性的社会权力，具有站在人民对立面的可能。对此，中国共产党有非常清醒的认识，认为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强调要 “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既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又遏制资本无序扩张，为资本设置 “红绿灯”^[35]。也就是说，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是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要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资本作为一种支配性的社会权力，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它会拥有越来越强势的力量，要求我们给资本套上社会主义的笼子，让资本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对 “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 这一重大宣示的时代背景和问题意识，它背后事实上反映的是政党与资本的关系，即中国共产党如何有效驾驭资本，如何利用资本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却又避免自身被资本同化和控制。可见，中国共产党处理与资本的关系的核心是 “既利用资本又驾驭资本”，一方面通过自我革命保持自身先进性，在为谁执政、为谁用权、为谁谋利这个根本问题上，保持头脑清醒、立场坚定，避免被资本同化；另一方面，通过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形成反作用于资本的力量，既充分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又避免资本凌驾于社会之上。与之相反，资产阶级政党正不可阻挡地沦为资本的附庸，因为按照资产阶级政党理论，政党在国家之外，是代表 “部分” 的利益的，这既从理论上也从制度上为金钱政治打开了方便之门。随着资本的无限扩张和消费社会的到来，西方国家更是 “普遍面临资本深刻影响乃至直接主导政治过程特别是选举的现象”^[36]，这种影响与操控并不违反程序正义，因而很难对它进行根本性变革。由于资产阶级政党只能通过竞选而获得国家权力，因而政党是也仅仅是竞选的机器，不可能具备 “自我革命” 的意识，只能背弃对 “公共善” 的追求，成为资本获取利益的工具。可见，中国的政党，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与国家、与人民不可分割，代表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利益，能够有效防范资本对民主政治的侵袭；西方政党作为利益集团性质的政党，主要是一个组织权力、竞争政权的机器，很容易被资本所同化。

需要说明的是，“特殊” 不是 “例外”，对共产党本质特征的理解，对其特殊性的强调，不是消解其作为 “一般” 政党而存在的属性，否则比较就没有意义。共产党作为政党，无论是从组织体系还是运行机制和政党功能等方面，都体现了政党的一般特征。从更抽象的角度，共产党具备了一般政党都有的工具性特征。共产党也从不讳言自己要自觉地当工具。在革命时期，“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37]。 中国共产党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追求，也表明她和所有政党一样，是民主政治的工具。因此，共产党是世界政党大家族中一个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政党，但构成共产党 “类本质” 的，只是其特殊性。

很显然，正是因为 “人民性”，中国共产党与西方 “议会党” 具有明显不同的历史逻辑和政治逻辑。从历史起源上看，“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说明中国共产党不是议会斗争中诞生的党，更不是为了参与议会斗争而产生的党，而是在 “打江山” “守江山” 过程中，完成国家建构的党；而议会党主要是从议会斗争中产生或者为了参与议会斗争而产生，是 “国家产生了党” ；从活动方式上看，中国共产党是 “领导力量”，而西方议会党则是 “竞选工具”。从合法性基础来看，国家是人民的，政权是人民的，党也是人民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实现了 “人民性” 与 “阶级性” 有机统一的新型政党，因 “领导” 而执政，其合法性来源正是人民性，它通过群众路线不断强化，通过 “自我革命” 不断巩固。由于相信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党的一切政治实践都围绕着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而展开，因此党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时并没有、也不会改变 “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的根本性质，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是西方政党理论中的所谓 “连接国家和社会的工具”，中国的政党政治也不需要所谓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介”，中国人民也不需要通过议会选举决定谁来执政，与人民一体同构的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就是执政党。和中国共产党不同，西方议会党则由于只代表部分阶级和阶层的利益，无法获得全体人民的认同成为国家的领导力量，因而只能因 “胜选” 而执政，只能通过竞争性选举获得合法性。

与西方议会党代表资本的利益不同，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是代表人民利益、实现人民性与阶级性的有机统一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性不仅仅通过人民性来展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中，人民性更是丰富和扩展其阶级性内容。中国共产党具有鲜明的人民性，能够始终 “心怀天下”，始终坚持 “为人类谋大同” 的理想，成为代表人类进步方向的政党。对中国共产党本质特征的认识还需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治实践的类型化研究还需要进一步体系化，才能让中国共产党所持守的先进政党伦理引领世界政治文明，构建出人类政党文明新形态。这需要从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角度，加强理论研究，进一步挖掘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中的历史经验，总结新型政党制度运行发展的规律，不断完善新时代的政党认识论。